张文襄幕府纪闻

○为人
　　《牡丹亭》曲本有艳句云：「一生儿爱好是天然」。此原本于《大学》「如好好色」之意。余谓：今日人心之失真，即于冶游、赌博、嗜欲等事，亦可见一斑。孔子曰：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」余曰：「古之嫖者为己，今之嫖者为人。」
○公利私利
　　余随张文襄幕最久，每与论事，辄不能见听。一日，晤幕僚汪某，谓余曰：「君言皆从是非上着论，故不能耸听。香帅为人，是知利害不知是非。君欲其动听，必从利害上讲，始能入。」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，文襄大怒，立召余入，谓余曰：「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？如谓余知利害，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？所谓利者安在？我所讲究者乃公利，并非私利。私利不可讲，而公利不可不讲。」余对曰：「当日孔子罕言利，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？」文襄又多方辩难，执定公利私利之分，谓公利断不可不讲。末后余曰：「《大学》言：『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』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，岂非亦系言公利乎？」于是文襄默然让茶，即退出。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，竟至囊橐萧然，无以为子孙后辈计，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，为之怆然者累日。
○权
　　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：「某也知经而不知权。」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。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，惟理与势耳。《易传》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」道者，理之全体也；器者，势之总名也。小人重势不重理，君子重理不重势。小人重势，故常以势灭理；君子重理，而能以理制势。欲以理制势，要必知所以用理。权也者，知所以用理之谓也。孔子曰：「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」所谓可与适道者，明理也；可与立者，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；可与权者，知所以用理也。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，知所以用理之为难。权之为义，大矣哉！譬如治水，知土能克水，此理也。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，则必徒为堵御之防。如此，水愈积愈不可防，一旦决堤而溢，其害尤烈于无防也。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。知权者，必察其地势之高下，水力之大小，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，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，随时立制，因地制宜，无拘拘一定成见，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。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，不得其正为术。若张文襄之所谓权，是乃术也，非权也。何言之？夫理之用谓之德，势之用谓之力。忠信笃敬，德也，此中国之所长也；大舰巨炮，力也，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。当甲申一股，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，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，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。而不知忠信笃敬，乃无形之物也；大舰巨炮，乃有形之物也。以无形之物，攻有形之物，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，有是理乎？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。甲申以后，文襄有鉴于此，遂欲舍理而言势。然舍理而言势，则入于小人之道，文襄又患之。于是，踌躇满志，而得一两全之策，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，为人则舍势而言理。故有公利私利之说。吾故曰：文襄不知权。文襄之所谓权者，乃术也，非权也。
○廉吏不可为
　　有客问余曰：「张文襄学之不化，于何处见之？」曰：「文襄自甲申后，亟力为国图富强。及其身殁后，债累累不能偿，一家八十余口，几无以为生。《大学》曰：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』又曰：『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』身本也，国末也。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，未之有也。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，中国欲图富强，则必用袁世凯辈。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，必先谋富其身。此所谓以身作则。《传》曰：『尧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』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，天下几成饿殍。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。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。昔阳虎有言：『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。』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，又欲务财用，图富强，此其见识之不化，又不如阳虎。」
○爱国歌
　　壬寅年，张文襄督鄂时，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，各衙署悬灯结彩，铺张扬厉，费资巨万。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，并招致军界、学界，奏西乐，唱新编爱国歌。余时在座陪宴，谓学堂监督梁某曰：「满街都是唱爱国歌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。」梁某曰：「君胡不试编之？」余略一伫思，曰：「余已得佳句四句，君愿闻之否？」曰：「愿闻。」余曰：「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；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」座客哗然。
○半部《论语》
　　孔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」朱子解「敬事而信」曰：「敬其事而信于民。」余谓「信」当作有恒解，如唐诗「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」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，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，后经李翰章覆奏曰：「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，间有是事。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，非之者曰起居无节。」按：夙夜在公则敬事也，起居无节则无信也。敬事如无信，则百事俱废，徒劳而无功。西人治国，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，盖仅得《论语》「敬事而信」一语。昔宋赵普谓：「半部《论语》可治天下。」余谓：此半章《论语》亦可以振兴中国。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，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，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。又忆刘忠诚薨，张文襄调署两江。当时因节省经费，令在署幕僚，皆自备伙食。幕属苦之，有怨言。适是年会试题为《道千乘之国》一章，余因戏谓同僚曰：「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，节用而不爱人，使民无时。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，余谓我大帅学问，即一章《论语》，亦仅通得一半耳。」闻者莫不捧腹。
○理财
　　昔年沪上报章纷传，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，余往贺。及见，始知事出子虚。坐谈间，余谓宫保曰：「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，除宫保外，尚有何人胜任愉快？」宫保欿然自抑曰：「理财我不如张宫保。」余曰：「不然，张宫保不如宫保。」宫保曰：「于何见之？」余曰：「张宫保属更至今犹是劳人草草，拮据不遑；而宫保僚属，即一小翻译，亦皆身拥厚赀，富雄一方。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。」宫保闻之，一笑而解。
○王顾左右而言他
　　辜鸿铭部郎云：「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，宫保闻余《中庸》译英文一书刊成，见索，谓余曰：『《中庸》书，乃是有大经济之书，乞君检送一本，为子辈读。』余对曰：『《中庸》一部要旨，宫保谓当在何句？』宫保曰：『君意云何？』余曰：『贱货贵德。」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。」云云。
○官官商商
　　曾文正《覆刘印渠制军书》云：「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，后之君了，例避理财之名，以不言有无、不言多寡为高。」实则补救时艰，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。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，不应置理财于不讲，良为通论。余谓财固不可不理，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，非理财也，乃争财也。驯至言理财数十年，其得财者，惟洋场之买办，与劝业会之阔绅。昔孔了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，则须添二句曰：「官官，商商。」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，商而劣则官，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。《易传》曰：「损上益下谓之泰，损下益上谓之否。」知此，则可以言理财。
○爱官
　　近年朝廷整理财政，注意在绝中饱。然此犹治标，非治本也。今日民困固深，而官贫亦迥异寻常，如刻核太至，其害将甚于中饱。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，则是两毙之道。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：「中饱固不可，而中饿更不可。」余曰：「中饱则伤廉，中饿则伤仁。两不免皆有所伤，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。」昔国朝蔡漳浦先生《复郑鱼门书》曰：「士子廉隅不饬，欲启其羞恶之心，不若发其恻隐之心。恻隐者，仁也。恻隐之心一挚，则己私自消，亲亲仁民爱物，一以贯之，羞恶辞让是非，相因而有。」此谓知本之论。
○亡八蛋
　　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：「君所发议论，皆是王道。其如不行于今何？」余曰：「天下之道只有二端，不是王道，就是亡八蛋之道。孟子所谓『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』」。
○禁嫖赌
　　余尝谓客曰：「周之末季，自荀卿以后无儒者；今自张文襄以后，亦无儒臣。」客曰：「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，禁止官界、学界、军界嫖赌，以维持风化自任，岂不岿然一儒臣乎？」余答曰：「孔子言：『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』出示禁嫖赌，是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也。此行政也，非行教也。然行政亦须知大体。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，唯礼教可以已之，非刑罚所能治。刑罚所能治者，作奸犯科之事耳。小民嫖赌，易于聚众滋事，扰害地方。此作奸犯科之事，得以刑法治之，故出示禁止，犹可说。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，即以行政大体论，亦乖谬已极。古人刑不及大夫，盖欲养其廉耻也。夫以刑政施于小民，孔子犹惧其无耻。小民无耻，尚可以为国；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，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耶。今日职官放浪冶游，有失威重，固足以伤风化。若督抚不明大体，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贴妓馆娼寮，以为维持风化，不知其败坏风化，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放浪者。君谓张安圃为儒臣，安圃如此不明大体，是焉得为儒臣？」张安圃是幼樵胞侄，当时亦清流一派，幼樵入赘合肥相府，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。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。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，如张禹、孔光辈，曰：「服儒衣冠传先王语，其酝藉可也。然皆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讥。以古人之迹见绳，乌能胜其任乎？」
○倒马桶
　　丁未年，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，同入军机。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：「张中堂是讲学问的，我是不讲学问，我是讲办事的。」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，以为项城得意之谈。予答曰：「诚然。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。如老妈子倒马桶，固用不着学问。除倒马桶外，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。」
○贱种
　　有西人问余曰：「我西人种族有贵种、贱种之分，君能辨别之否？」余对曰：「不能。」西人曰：「凡我西人到中国，虽寄居日久，质体不变，其状貌一如故我，此贵种也。若一到中国，寄居未久，忽尔质体一变，硕大蕃滋，此贱种也。」余询其故，西人答曰：「在中国，凡百食品，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。凡我贱种之人，以其价廉而得之易，故肉食者流，可以放量咀嚼。因此到中国未久，质体大变，肉累累坟起，大腹庞然，非复从前旧观矣。」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，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。未几暴富贵，身至北洋大臣，于是营造洋楼，广置姬妾。及解职乡居，又复构甲第，置园囿，穷奢极欲，擅人生之乐事，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。庄子曰：「其嗜欲深者，其天机必浅。」孟子曰：「养其大体为大人，养其小体为小人。」人谓袁世凯为豪杰，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。
○贵族
　　尝考英吉利立国，原始宋真宗年间。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，适英国内乱，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，遂立为英王。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，土族则概为平民。后有平民中俊秀者，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，故至今英民分三等：曰贵族，曰士类，曰平民。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，谓「我英人平民耐劳苦，尚力行；士类好学尚智；贵族本北方之强，好勇尚气节」云云。余谓今日满人，即我中国之贵族也。满人亦如英之北族，以武功立国，故至今犹以气节称，我汉人实逊焉。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，亦可略见一班。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，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，以豪侈自雄。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，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，历办要差。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，皆腰缠巨万，作富家翁。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，清操可风，真不愧为贵族人。
○翩翩佳公子
　　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：「凡人气傲而心浮，像之不仁，朱之不肖，只坐一傲而已。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。傲则为戾为很，浮则必薄必轻。论其质，固中人以下者也。傲则不肯屈下，浮则义理不能入。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，顺之必喜，拂之必怒，所喜必邪佞，所怒必正直。义理不能入，则中无定主，习之即流，诱之即趋。有流必就下，有趋必从邪。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。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，其病往往犯傲；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，其病往往犯浮。傲则其学不化，浮则其学不固。其学不化，则色庄；其学不固，则无恒。色庄之至，则必为伪君子；无恒之至，则必为真小人。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，故其病在傲；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，故其病在浮。文襄傲，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；午桥浮，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。昔曾文正曰：「督抚考无良心，沈葆桢当考第一。」余曰：「近日督抚考无良心，端午桥应考第一。」或曰：「端午桥有情而好士，焉得为无良心？」余答曰：「朱子解善人曰：『质美而未学。』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。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，不得闻君子之道，则中无定主，故无恒。无恒人虽属有情，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，最易为无良心事。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，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。至其好士，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，有市于道，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。岂真好士哉？虽然，既曰质美，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