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

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
篠园撰
距今八十一年，清咸丰七年丁巳（西历一八五七年）冬十一月十四日，两广总督叶名琛，以拒英人入城故，英人兴师，攻陷广州，名琛身为俘虏。是役之纪事，首见同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、广东巡抚柏贵、都统双禧、双龄、关监督恒祺、布政使江国霖、按察使周起滨等联衔奏报。（同年十二月尚有粤绅御史何璟、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先后奏报，均详咸丰朝「筹办夷务始末」卷十七。）次见无锡薛福成著「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」一文（详「庸盦文集续编」卷下）。复次见「清史稿」邦交志及叶名琛本传。然或则官书，辄多掩饰；或则外省人笔记，语焉不详。从来信史，须求诸乡曲里巷之言，自以粤中父老见闻为真切。兹篇承粤友赠稿，据称三十年前得诸故老口述者。余以其大有关于信史，特为整理，作成有系统之记载，以实余杂记中，而仍题日「粤客谈二云云者，示不敢掠美也。顾余捉笔草此篇时，种种感想，浮诸脑际。其一，耆英之回避责任以故酿祸胎。其二，名琛之昏庸骄蹇以激生事变。其三，外人入城，本无关轻重，清廷谕旨，一再为言，粤人狃于三元里之役（清道光二十一年，西历一八四一年），一时之排外热狂，未免过甚。其四，始强终馁，骤经暴力之压迫，不能支撑，御侮又复不彻底。其五，汉奸纷纭，为虎作伥。此皆民族对外之弱点。迄今国难严重，什佰于曩时，而谬种流传，犹觉八十年如一日，有若干事项，堪以印证者。是则最可哀而滋可惧也已。
溯自鸦片战争结束而后，道光二十二年（西历一八四二年）七月，和议告成，缔结江宁条约；约中之第二款，开放五口（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）通商。于是上海、宁波各处，任听外人往来，毫无限制。惟粤民强悍，独严海客进城之禁。而英人之侨居城外互市者，又远在乾嘉之间。据闻雍正三年英人初来粤，载黑铅、番钱、羽缎、哆罗、哗叽诸物求互市，未几去，嗣后时有往来。迄嘉庆十四年，地方大吏，始明定互市章程。其时英人所居，名夷馆（与十三洋行比邻），咫尺城闉，不得逾越，夙引为憾。自二十三年，耆英（耆为签订江宁和约之首席全权）奉使入粤办理善后，英方即以为言。二十四年，耆调任粤督。翌年之夏，闽省又有准许进城之例，英方复申前议。而耆迄未许之。是年十月，届交还舟山之期，耆亲赴香港，与英方交涉，英方直以准许入城与交还舟山为互换条件，耆为之大窘。（案和约虽无准许明文，而自来成案，又无不准之例，不过粤人坚持之一种习惯，此案诚属棘手。）乃未几，有民人咆哮广州府署搜索英人一案，民气大张。英方不无持重，终允交还舟山，而入城暂从缓议，保留悬案，附著于换文之中，耆亦许之。二十六年之秋冬，及二十七年之新正，接连发生三事。其一，有英人二名，私行进城，被居民殴伤，经官兵送出，未致毙命。其二，英人欲在洋行夷馆相距之中间墙上盖一天桥，俾从屋巅通过，居民出而阻止。其三，有英人多名，于某日赴佛山镇游览，镇民聚集多人，用石抛击，官兵救护，并未成伤。英方借是为词，开来火轮两艘、划艇三板二十余只，内装兵士千余名，尽逐沿海炮台守兵，毁其炮位，于二月十八日，直抵省河，湾泊十三行码头，其势汹汹，扬言须赴佛山镇自行捕捉凶手，并面见耆督，要约多款。而粤民方面，亦复愤不可遏，聚众数万，将谋抵抗。耆事前毫无防备，是夕集同官会议，一筹莫展。惟有革员黄恩彤（黄先为广东巡抚，不以民气嚣张为然，疏陈洋务，有「欲靖外侮，先防内变」之说。粤人诋其媚外，大不满之，屡被参劾。二十六年年终，因案褫职，交耆英差遣，故尚留粤中。赵长龄（赵为已革运司）者，耆之心腹，昔年随同办理和约倚任极专。乃密陈诸耆曰：「英人要约多款，若不尽许之，恐难拒其入城之请，不如尽许其他诸款，惟入城则缓以两年，此两年中公早内召，可置身事外矣。」耆然之。盖是时耆已拜协辨大学士之命，正谋晋京入阁办事也。次日，耆携同恩彤、长龄及潘仕成等，往晤英官。即许其要求重要诸款如租地建屋及拿办佛山镇滋事人等。至入城之期，则缓以两年。英人觉其一切就范，入城虽暂未办到，而已有确期，遂亦言归于好。其时名琛已任广东布政使，心不谓然，而事权不属，莫能可否。二十八年，耆即自请入觐，留京供职。果如黄、赵之计，及期得置身事外。不料天夺其魄，于后十年英人陷广州之役，检得督署档案，为之迻译，发觉耆当日之章奏，多掩饰不实，甚深恶之。是丧权媚外之夫，转为外人鄙视。彼时（咸丰八年）联军犯天津，争改约，耆方奉命随桂良、花沙纳赴津协议，甫抵津，求见英人，英人拒不见，未及候旨，踉跄回通州，为王大臣论劾，赐自尽。此耆英之结局也。至赵长龄正借二十七年之案，保举开复原官，洊至陕西山西巡抚，同
治七年，始引疾归，而黄恩彤废弃终身，是又有幸有不幸者。
（二）
自黄恩彤因案落职，清廷即简徐广缙为广东巡抚。既而耆英内调，广缙坐升总督，名琛坐升巡抚。英人于二十八年五月间，即通告广缙，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为进城之期（此期为二十七年耆英换文中所约定）。广缙初即借词赖。其时英法在印度殖民地颇有争执，将开兵衅，不遑兼顾，用是搁者数月。迄是年年终，印局稍定，英人又来相嬲。广缙不得已，于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（其时距英人约定入城之期，正一月耳），携同督粮道柏贵、督标中军副将昆寿、洋务委员伍崇曜（伍为十三洋行行商之领袖）等，亲赴虎门，与英军司令官文翰交涉。（案其时英人既不许进城，故英官有事面商，亦不能在衙署相见，只可由总督以钦差大臣名义纡尊往就之，或在城外十三行行栈相见，或在远处之虎门及香港相见，亦不定，耆英任内，即已如此。）文翰于他事均肯通融，惟入城之期，坚以践约为言，不肯放松。云此举中外具瞻，有关英国颜面，倘虑华人滋事，愿派军队帮助弹压。又云如广东不接受此项交涉，当开兵轮前赴天津，质问北京政府，便道至上海南京，查看入城情形。种种恫吓，其意不止扰京津，兼欲截漕运，势甚汹汹。广缙计无所出，亟以六百里加紧驰奏清廷请旨。原奏中有「拒之过峻，难免激成事端，若止在广东滋扰，尚可竭力捍御，倘移舟江浙，则柔脆之民，势难堪其蹂躏，且茫茫巨浸，到处可通，恐沿海难免风鹤之警。臣受恩深重，虽捐糜无所顾惜。惟值此经费支绌之时，再生枝节，上廑宵旰，为臣子者，稍有天良，何敢出此？……一载以来，往返文件，当面辩论，实已智尽能索，若再由臣相机妥办，则依从排解，两有所难，实在情形如此，并非敢稍存推诿也。总之进城一事，本系前督臣耆英与之定约甚坚，亦难怪其哓渎」等语。清廷旋亦降旨，准予英人进城。略谓「天朝抚驭外夷，总以信义相待，彼国既重提进城之说，该督若再三阻止，反失含容之度，自宜酌量日期，暂令入城瞻仰。」其时君臣两方恇怯之情，活现纸上，而或有人大为广缙夸张。云其赴虎门之先，往别名琛，相约磋议无效，即炮轰英舰，誓与俱烬。濒行且将总督关防相授，名琛先不允接，其父志诜（名琛父志诜其时确系迎养在粤抚署内）自屏后出，命名琛接之。广缙抵虎门，登英舰，英官邀之入舱，而坐随行之柏贵、昆寿二人于舱外。广缙为英官指陈利害，英官敦迫再四，终执不可，声色俱厉。柏昆二人恐事决裂，欲入卫广缙，侍者阻之。昆寿盛气相向，侍者为辟易，卒入舱。时广缙方在座上，屈指数英人罪状，英官频作逊谢态。昆寿乃掖广缙出，英官急趋送之。广缙不顾，登舆而去云云。说者之一幕喜剧，虎虎有生气，方之郭令公之单骑见回纥，与宋寇准澶渊之盟，不是过之，此未免戾于事实者。
然而此役确有转机，及期英人软化，此不系于广缙之折冲得宜，而实赖国民外交之力。在广缙方面，毋宁谓出之意外者。维时国民外交之武器，厥有两点，其一，集中御侮。其二，停止贸易。前者绅士许祥光主之。自正月二十七日广缙由虎门回城之日，深知交涉无望。急速号召城厢内外居民，家各出壮丁一人至二三人，挨户注册。募集经费，添设各街巷栅栏，购买军械，给予壮丁，从事训练，作种种战时准备。旬日之间，得款七十余万两（值今之百余万元），国民兵十万七千余人。后者，行商伍崇曜主之。由伍传集各行商之向与外洋贸易者，一律暂行歇业。所有外洋来货，概不为之销售。不特英国存货，不堪折阅。即法、美、西班牙等国，亦并受其影响，群咎英官之措施失当，致将货物开列清单，交英领颜吐礼收存，责令赔偿损失，英方为之大窘。而香港兵力，实仅有二千七百余人。裙带路（香港附近之地名）一带土匪众多，伺隙思逞。港兵一有移动，后路尤为可虑。许、伍等以粤绅名义，正式送达公函于英军司令官文翰，陈说利害，洋洋数千言，其中握要语，有云「二十一年之结怨构兵，贵国有激而成，所关者大，实出于不得已。今为此小节而轻动干戈，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，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，则众寡不敌。若遽调各港之兵，且科众商之饷，则因小失大，虽愚者亦不肯为。况匪徒觊觎已久，动借公愤为名，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，殃及各国远人，玉石不分，咎将谁诿？甚或变生肘腋，至有黄竹岐、赤柱之事，皆在意中也。如以为他处滋扰，可以挟制广东，准其入城。不知城在广东，万民不愿，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，而广东之百姓，总断不能行也。」其词斩钉截铁。且将恫吓之点为之道破。英方伎俩，已无可施。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驾驶兵舰，开进省河，相机进城，临时中止。并于十四日张贴告示，晓谕英商，谓现已罢议进城，大家安心贸易。又登载报章，遍告各国，仍求照旧通商。一面照会广缙，请求谕知行商，早日复业，饬属切实保护洋商。于是一场风波顿归平息。英人变计如是之速者，纯持国民外交之力为多。而广缙探悉民隐，又亟亟具奏清廷，谓进城之议，万不能从，至再至三言之，若天花乱坠，不顾其前言之自相矛盾，最为可笑。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计画，皆彼之指示，尤属贪叨无耻。清道光帝，人本浑厚，以喜讯之出于意外，遂不加察，大为赞许。朱批有云：「远胜十万之师，皆卿胸中之锦绣，斡国之良谋，嘉悦之怀，笔难尽述」，寻又明降谕旨，褒扬备至，并及名琛。锡封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。有清一代，以樽俎之劳，荣膺五等，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，罕有其匹也。
（三）
其时有一事足称道者，为能严办汉奸。先有知府麦庆培，勾串外人，暗通消息，为广缙奏革，发配新疆。继又有民人李象经，与外人通信，为之画策，希图进用，又为名琛执而置诸大辟。此外千总应惠淓，亦因交结外人，立遭严谴。用是流氓地痞之属，均有惮而不敢为。不若晚近之螭魅横行，无人敢执纪纲以相裁制。是则江河日下，不胜忧愤者也。
英人虽一时屈伏，终不甘心。而对于广缙之渐露骄盈，尤为不满。先是文翰于罢议入城之后，仍求来省赴署晋谒广缙。广缙以既不许其入城，即未便容之到署，因订在城外十三行伍家仁信栈接见。届时文翰不来，命领事来，广缙又不见之，只遣委员接待，领事悻悻而去。文翰以前任约言，及于己身，被人撕毁，有辱使命，丛谤在躬，备极愤懑。因而向其政府尽量挑拨，谓广缙无礼，危害邦交，不当认为交涉之对象。于是由英政府以首相名义，致书穆彰阿、耆英辩论种种，书末并云拟简派大员径赴北京面议，该书则备有两分，时正穆相当国，耆英备位大学士也。自英伦寄至香港，已在道光三十年之春。文翰更自备致耆英公文一角，驾驶兵舰开赴上海，晤苏松太道，先要求江督陆建瀛为之代递。陆已允之。继又驶赴天津，以无带水，不能入港。即令舌人麦华陀（英人），乘坐三板驶入。彼时五口通商，天津不在内。按约大沽海口不许外人任便出入也。守兵严拒之，而麦不受，几致决裂，终准其入口。由天津镇道（按是时天津镇为双锐、天津道为钱炘和）派员晤之。询其来意，仍系投文。答称前此在上海所投之文，业经陆督代递，穆耆亦有文致陆督，声言各有职司，朝中大员，无与外国使臣通信之例，未便作覆，仍嘱其回粤与徐督交涉。英人以闯进天津，初非约许，几经辩论，亦即折回，于是年五月扬帆南返。而清廷谈虎色变，已羽书络绎，通令沿江海督抚严密筹防矣。
越二年，广缙调督两湖。名琛即升署总督，寻且实授。其时名琛年才三十二三（案有清一代青年督抚，以田兴恕二十四岁任贵州巡抚为最少，但田以提督兼署，出身武人，若文吏，则名琛与辛亥革命时之粤督张鸣岐，均以三十内外任督抚者也），志锐气盛。既以偕广缙拒英人入城事，邀清廷殊眷，益自负，好大言，动谓外人畏缩不足虑，其驭外骄倨之态，数倍于广缙。先是广缙虽不许外国使领到城内督署晤见，而本人时常纡尊至城外见之，即远莅虎门亦不辞，而名琛直不见。（有说名琛非不愿见，但来见者必要求在督署，而名琛不许，仅声言允在城外，亦不谋设法疏通，故彼等终亦不来。）以文书来，则于牍尾批数字答之，或竞不答。憾之者不独英人，如法如美，同深忿恚。时太平军正得势，清室岌岌可危。英人既不得志于名琛，则移其目光，以注视北京政府。会法美两约有十二年后修约之条，英约本无之，而英人即执最惠国条款之义，纠合法美，于咸丰四年（案美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，法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，均未到十二年之期，惟英约确已满十二年矣），连樯北上。盖与法美偕，则利益均霑之说，有词可借，而声势益形浩大。其后抵天津者，虽仅英美两使，法使因中途破舟，迟延未到，仅遣一委员来，声明与英美一致行动。清廷派崇纶接见，虚与委蛇。英美两使提出修约各条，仍令回南与名琛接洽。时粤省三点会首东莞人何六等，在粤倡乱，省垣戒严。名琛以军务倥偬，无暇兼顾，各国公使来文，覆从缓议。方乱之殷也，贼分水陆三路先陷佛山镇，进迫省垣，势张甚。属吏有请借外兵助剿者，名琛怒斥之。沈棣华时为肇罗道，以平贼自任。激励各乡民团，努力捍御。棣华不习水，则以巨绠系身桅上，指挥督战，其勇敢至今为人称道。年余事平。棣华录在事官绅出力者，请奖叙。名琛病恩非己出也，却之。棣华愤甚，疽发背而卒，军民由是解体。名琛自以此次平贼，并未假外力，益骄肆，视外人不足当其一盼，而穷治贼党，株连甚众。贼之黠者，逃之香港，怂恿英人攻广州。祸机遂隐伏于此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