烈皇小识

烈皇小识

明文秉

●序

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，毒雾迷空，荆棘满地，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，不动声色，巨奸立扫，真所谓聪明睿智，神武不杀者耶！仪监于殷，尽彻诸内奄，政事俱归于外庭，诚千载一时也。然而逆珰遗孽，但知力护残局，不复顾国家大计，即废籍诸公，亦阅历久而情面深，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。且也长山以改敕获戾，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。未几，乌程以枚卜告讦，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。次年，罪督以私款偾事，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。举外廷皆不可恃，势不得不仍归于内，适又有借不测之恩威，伸具瞻之喜怒者，事权乃尽归于内而不可复收。嗟乎！赫赫师尹，颠倒豪杰者乃尔。即后先臣以讲筵荷蒙圣鉴，超拔政府，真有虚已以听之意，而两月揆地，一语招尤，致负圣明特达，无以报称，天乎，人乎，岂气运使然乎！先臣罢而韩城、武陵辈进，虽圣主日见其忧勤，而群上日流于党比，痼疾已成，不复可药矣。不肖于十七年中，备集烈皇行事，以志尧舜吾君之恩，又以志有君无臣之叹，集成巨帙数十册，可备一朝史料。因遭家难，同世藏书翰墨等项，误行寄托，遂不可问，致烈皇遗迹■55A 行，湮没不彰，当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。年来屏迹深山，间有客相过从，询及旧事，尚有一二仿佛胸臆间，窃恐失此不传，后悔无及。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，因纂抄成册，名曰《烈皇小识》，共八卷，意四方君子，当有识其大者。虽所纂者十不得二三，然以备修史者之采择，亦未必无小助。迨至天不祚明，帝星告殒，守正不屈，宁以身殉，辄悲愤填膺，扼吭欲绝，涕泗滂沱，几执笔而不能下矣。竹坞遗民文秉，书于考槃之煮石亭。111111

●卷一

烈皇帝为光庙第五子，孝纯刘太后所出，而抚育于李庄妃。天启二年九月，册封信王。七年二月，出就外邸，成婚，册妃周氏。熹庙病危，魏忠贤遣腹奄涂文辅迎上入宫。上时自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不敢食宫中物。是夜秉烛独坐，见一奄携剑过，取之，留置几上，许给以赏。悯逻者欲以酒食，问左右何从取给，左右对：“宜取之光禄”。因传令旨遍犒之，欢声如雷。周后在外邸，祷卜无虚晷，亦虞入朝有他变也。

上既即位，廷议改元，礼部拟进者四：“永昌”、“绍庆”、“咸宁”、“崇贞”。御笔改“贞”为“祯”，点用之。

上即位后，追尊刘后孝纯皇太后，迁祔庆陵，加李庄妃谥号，立周后为皇后，尊张后为懿安皇后。孝纯母年七十五，封瀛国太夫人。侄刘文炳，封新乐侯。周后周奎，授左都督。次年，册立太子，封奎嘉定伯，懿安父张国纪，封太康伯。凡四大朝廷臣，俱用朝冠朝服，内奄则否。惟除岁祭中霤之神，司礼监掌印太监代行祭礼，奏请祭服服之，大朝止磕头呼万岁而已。逆贤擅政，凡遇大朝，自王体乾至牌子等，俱僭用朝冠朝服，于乾清宫大殿朝内，照外廷仪行庆贺山呼礼，赞礼内奄，一如鸿胪班首，亦致辞焉。后魏良卿晋封，逆贤改戴貂蝉冠，班列王体乾上。及上登极，逆贤仍照熹庙行礼，继惮上英明，止用本等服色，回众叩头呼万岁。

逆贤用事，动以立枷示威，前后毙者以千计。上一日问及逆贤，时与王体乾侍侧，体乾对曰：“大奸大恶，法所不能治者用之。”上蹙然曰：“虽如此说，殊觉太惨，非国家盛事也。”逆贤默然，众共叩头，呼万岁而退。

上既登极，所以优容客、魏者，一如熹庙，而信邸承奉，尽易以新衔，入内供事。后将李朝钦、裴有声、王秉恭、吴光成、谭敬、裴芳等，次第准其乞休，逆贤翼羽，剪除一空。复散遣内丁，方始谪逐逆贤。肘掖臣奸，不动声色，潜移默夺，非天纵英武，何以有此。时阁臣四员黄立极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普，皆逆贤爰立也，上首放立极，而亟允枚卜之请，特点华亭钱龙锡、吴江周道登、萧山来宗道、高邑李标、长山刘鸿训、晋江杨景辰六员。后宗道以礼部题崔呈秀父恤典，有“在天之灵”等语，景辰以掌院率诸翰林公疏颂美逆贤，俱为科道劾奏，次年，与三旧辅俱次第斥放回籍。

上谕兵部：“各处镇守内官，一概撤回。凡相机度宜，约束吏士，无事修备，有事却敌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。无复委任不专，体统相轧以藉其口。各镇督抚诸臣，及大小将领，务提起精神，殚靖忠画，以副朕怀！”

上谕户部：“封疆多事，徵输甚烦，朕殊悯焉。苏松等处织造，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，重用此一方民，其俟东南底定之日，方行开造，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！”

上谕吏部：“魏忠贤、崔呈秀天刑已极，臣民之愤稍纾。而诏狱游魂，犹然郁锢，含冤未伸，着该部院九卿科道，将已前斥害诸臣，从公酌议，采择官评。有非法禁毙，情最可悯者，应褒赠即与褒赠，应恤荫即与恤荫；其削夺牵连者，应复官即与复官，应起用即与起用；有身故捏赃难结，家属波累羁囚者，应开释即与开释，勿致人淹，伤朕好生之心！”

上谕礼部：“朕览《会典》‘自宫禁例’一款：‘民间有四五子以上，许以一子报官奄割，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。敢有私自净身者，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，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，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。’我祖宗好生德意，真至周密，故立法严明。近来无知小民，希图财利，私行奄割，童稚不堪，多至殒命，违禁戕生，深可痛恨！自今以往，且不收选，尔部可宣布朕命，多列榜文。谕到之日为始，敢有犯者，按法正罪。仍许诸色人等，当时首告本地方官司奏闻。邻右歇家不举，从重治罪；有司知而不禁，并行穷处。倘有强奄他人，希图诬赖的，讯明反坐，决不徇纵。布告中外，恪行遵守！”

御史杨维垣疏参崔呈秀后，拟与群奸共收余烬，力持残局。时已差河东巡盐河南掌道御史安伸，题请留佐大计，削籍诸臣，虽屡奉起用之旨，维垣一手握定，百方阻遏。新参萧山、晋江，系彼同志，协力护持。监生胡焕猷疏论：“黄立极等四人，谓当逆贤擅权，揣摩意旨，专事逢迎，浙直建碑立祠，各撰文称颂，宜亟行罢斥！并乞查究督抚按之建祠者。”又言：起废不公不广，维垣特出疏参驳，且请下法司究问，指使萧山已票严旨，御笔批：“胡焕猷虽必有贿使之者，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，”珰党咸俯首丧气，中外颂大圣人举动出寻常矣。

时言路皆逆贤余孽，上特下考选之令，先后授曹师稗、颜继祖、宋鸣梧、瞿式耜、钟炘等为给事中，吴焕、叶成章、任赞化等为御史。咸以纠弹珰党为事，而朝端渐见清明矣。

崔呈秀子崔铎北榜中式，周应秋子周录南榜中式。虽经褫革，而衡文者尚逃指摘，南京国子监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。于是中书林萃芳、江阴知县岑之豹俱下部议罢斥。主考时徐泰、陈其庆等，各疏辨，以糊名为辞。萧山辈力庇之，有旨免议。

崇祯元年戊辰正月，大计天下吏。主计者吏部尚书房壮丽、左都御史曹思诚、考功郎中李宜培、吏科都给事中魏炤乘、掌河南道御史安伸，佐计者杨维垣也。是举也。为圣天子第一新政。宜将媚珰诸奸，痛加扫除。房壮丽等皆珰孽也，互为容隐，咸逃吏议，人心颇为不平云。

江西巡抚杨邦宪，由陕西布政升任。当今上正位之后，犹进厂臣功德巍巍之疏，拆毁名贤子羽祠，并毁祠旁民居千余家，为造逆祠地。河南右参政周锵，造逆祠于开封，建标祠所，僭书大工，且致书魏良卿欲为逆贤造渗金像。四川右参政郭士望补官一疏，痛诋应山，其谀颂逆贤也，令人发指。江西副使李光春，已例转矣，犹疏论福清，备极丑诋。及申详逆祠，司道张福臻、王化行等，概置格外。即云抚按不行，开送科道，拾遗疏独不可纠举耶？伸与维垣不足道，炤乘亦漫无短长耶？按：炤乘于甲子冬升吏坦长，见珰焰方张，遂力请告归里，似乎有品骨者。今临事如此，前后若两截矣。然炤乘虽非珰孽，而长垣一胍，渊源有自。后入政府，构黄解之狱，其生平已见于此。

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，方隅未化疏，略曰：“近攻崔、魏者，必引东林为对案。一则曰邪党，再则曰邪党，何说乎？以东林诸臣为邪党，人将以何名加之崔、魏之辈？崔、魏而既邪党矣，向之首劾忠贤，参提呈秀者，又邪党乎哉？且天下之议论，宁涉假借，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；士人之行已，宁存矫激，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。自后之君子，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，于是乎豹虎之徒，公然起而背畔名义。毁裂廉隅矣，于是乎连篇颂德，匝地生祠矣。夫颂德不已，必将劝进；生祠不已，必且呼嵩。而人犹且宽之曰：‘无可奈何，不得不然’耳。嗟！充一‘无可奈何，不得不然’之心，又将何所不至哉？然今日之持议者，能以忠厚之心，曲原此辈，而独持已甚之论，苛责吾徒，亦所谓‘悖’也。臣又伏读圣旨，有‘韩爌清忠有执，朕所鉴知’之谕。深仰天聪，旷然知人则哲如此。而近闻廷臣之议，殊有异同，可为大怪。爌之相业光伟，他不具论，即如‘红丸’议起，举国沸然，维时与事大臣，皆蓄缩闵默，而爌独侃侃条揭，明其不然。夫孙慎行，君子也，爌且不附，况他人乎？而今推毂不及，点灼横加，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。夫廷弼固自当诛，在爌不为无说。封疆失事，累累有徒，而当日之议，乃欲独杀一廷弼，岂平论哉？此爌之所以搁笔也。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，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，则又不可谓后之人杀廷弼，而爌独不能杀之也。又如词臣文震孟，正学劲骨，有古大人之器。其乡人之月旦，比于陈实王烈。三月居官，昌言狱罪，人又以方之罗伦、舒芬。而今起用之旨再下，谬悠之谭不已，甚有加以窝盗之名者，岂以数十年前，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？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，以为之兄，而不知有某之至德、某之特行，以为之祖父。且愚贤相越，舜象已然，世不闻柳下惠膺盗跖之诛，司马牛受向魋之罚，文震孟何罪，遭此嫌讥！将无‘门户’二字，不可重提，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？”

时众论咸推蒲州旧辅，及先文肃、钱公谦益、姚公希孟等，户部员外王守履疏荐蒲州，奉有“韩爌清忠有执，朕所鉴知”之旨。而杨维垣一手障天，于蒲州、先文肃尤力行贬驳，舆情不平甚，故倪公出此疏。维垣随出“词臣持论甚谬，生心害政可虞”疏驳之。倪公亦出“微臣平心入告，台臣我见未除”疏，略曰：

“臣读杨维垣入告诸疏，深讶其不能仰副圣心，且若力欲与皇上相反者。盖皇上之谕，一则曰：‘分门别户，已非治徵’。一则曰‘化异为同’。一则曰‘天下为公’。而维垣之言则曰‘孙党、赵党、熊党、邹党。’皇上于韩爌、文震孟曰‘清忠有执，’曰‘已着起用’而维垣于二臣曰‘非贤，’曰‘不检。’是皇上于方隅无所不化，而维垣于正气实有未伸；皇上事事虚公，而维垣言言我见。臣窃惑焉。据维垣折臣，盛称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，然亦知东林有首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之杨琏，及提问崔呈秀欲追赃拟戍之高攀龙乎？且当日之议，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挥霍之略，未尝不指之为贪。其于廷弼也，特即西市之诛，未尝不坐之以辟，则犹未为失论失刑也。若以今日之事例之，以魏忠贤之穷凶极恶，积赃无算，而维垣犹尊之曰：‘厂臣公’、‘厂臣不爱钱”、‘厂臣为国为民。’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、五彪之交结近侍，律当处斩，法司奉有严谕，初拟止于削夺，岂不如骄儿护之？维垣身系言官，不闻驳政，又何尤昔人之护熊廷弼者乎？而以臣为谬，臣不受也。维垣又折臣，盛称韩爌。夫舍爌抵触逆珰，及抗疏撄祸之迹，而加以说情罔利‘莫须有’之言，已非定论矣。即如廷弼一事，爌但票免一枭，未尝赦而欲用之也。至廷弼行贿之说，自是逆珰借此为杨、左诸人追赃地耳。逆珰初拟用‘移宫’一案杀杨、左诸人，及狱上，而以为难于坐赃，于是再传覆讯，改为封疆之案，派赃毒比，此天下共知者，维垣奈何尚守是说乎？至不附‘红丸’与孙慎行君子之说，臣言原非矛盾。盖慎行清望，与王之寀不同，议论深刻，亦不失春秋赵盾之法，使后之人加慎焉可耳。夫董狐不为卖直，赵盾未尝贬贤，而以臣为谬，臣不受也。维垣又折臣，盛称文震孟。夫震孟，臣不更论，即如王纪清正素著，以参沈?忤逆珰而谴斥，文则以救王纪而降削，均之得罪于逆珰者也。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，此说胡可全非。夫刑赏于出朝廷，而荣辱因之。若王纪之时，已半是魏忠贤之刑赏矣，维垣试观年来破帽策蹇之辈，较之超阶躇级之俦，谁为荣辱？自此义不明，于是畏破帽策蹇者，相率而颂德建祠；希蟒玉驰驿者，遂至呼父呼九千岁而不顾，可胜叹哉！至批炤告公祖之谤，吴人尽能辩之。当朱童蒙官吴时，偶一犯杖毙，其妻贫不能殓，乞丐里中，文震孟从众题助二金。事止此耳，有何把持放肆？而以臣为谬，臣不受也。维垣又极力洗发臣‘矫激假借’四字。夫臣之为此言，正为人之诋真狂狷为假名义者发也。当崔、魏之世，人皆任真率性，相与颂德建祠，使有一人矫激假借，而不颂不祠，岂不犹赖此人哉？认臣抑扬之辞，为一成之论，而以臣为谬，臣不受也。乃若维垣之持论，臣心未安者三：维垣以为真小人，待其贯满，可攻而去之，而臣以为非训也。即如崔、魏之贯满久矣，使不遇圣明御宇，谁有能攻而去之者？维垣到底以无可奈何之说，为颂德建祠者解嘲。假令崔呈秀舞蹈称臣于逆珰，其余诸臣，便亦以为无可奈何而尽舞蹈称臣乎？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，使从叛逆，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，俯首从叛乎？维垣又言今日之曲直，不当以崔、魏为对案。而臣以为正当以崔、魏为对案也！夫人意见不同，议论偶异，总不足以定真邪。如宋臣苏轼、程颐，交诋为邪，而两人并自千古。我朝大礼之争论者，亦而贤之，而惟至品节，大闲一失，遂成霄壤。夫品节试之于崔、魏而定矣，故有东林之人，为崔、魏所憎，恨其抵触，畏其才望，而必欲杀之逐之者，此正人也。有攻东林之人，为崔为魏所借，而劲节不阿，或远或逐者，亦正人也。以崔、魏定邪正，譬之以镜别妍媸，维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？总之，东林取憎逆珰独深，受祸独酷，在今日当曲原其高明之概，不当毛举其纤寸之瑕，而揭揭焉反代逆珰分谤，斯亦不善立论者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