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公日记

王祜坐以百口保大名节度使符彦卿非跋扈，逆上意，故贬。
宋敏求云：廷美之贬，元佐请其罪，由是失爱。
刘言：李遵勖坐无礼于长公主之乳母，降授均州团练副使。真宗欲救之，先召长公主，欲观其意，语之曰：“我有一事欲语汝而未敢。”主惊曰：“李遵勖无恙乎？”因流涕被面，僵仆于地，乃不果杀。及李淑受诏撰长公主碑，先宣言赦李遵勖事尤美，不可不书。诸子闻之惧，重赂淑，不果书。
先是，冯拯以兵部尚书判都省，上欲加拯吏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召学士杨亿使草制，亿曰：“此舍人职也。”上曰：“学士所职何官？”亿曰：“若枢密使、同平章事，则制书乃学士所当草也。”上曰：“即以此命拯。”拯既受命，枢密领使者凡三人，前此未有，人皆疑怪，曹利用、丁谓因各求罢。上徐觉其误，召知制诰晏殊语之，将有所易置。殊曰：“此大臣职也。”遂召钱惟演，惟演入对曰：“冯拯故参知政事，今拜枢密使，当矣。但中书不当止用李迪一人，盍迁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？”上曰：“谁可？”惟演曰：“丁谓文臣，过中书为便。”又言：玉清昭应宫未有使，谓首议建宫，宜即令领此。又言：曹利用忠赤，有功国家，亦宜与平章事。上曰：“诺。”庚午，以枢密使、吏部尚书丁谓平章事，枢密使、检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，皆用惟演所言也。
己酉，延路钤辖司言：“赵山遇遣人至金明县，与都监李士彬约降，已令却之。”诏钤辖司及环庆、泾原、麟府等路，各谨斥候，如山遇复遣人至，但令士彬以己意约回，务令边防安静。
初，赵元昊悉会诸族酋豪，刺臂血和酒，置髑髅中共饮之，约先寇延，欲自德靖、塞门、赤城路三道并入。酋豪有谏者，辄杀之。山遇者，元昊从父也，数止元昊，不听。山遇畏诛，先遣人持伪诰诣士彬，欲自将兵扼黄河南渡，发部落内属，而挈其妻入野利罗、子呵遇及亲属三十二人，以珍宝名马来降。是月庚子，至保安军，知保安军朱若吉以告知延州郭劝，劝与钤辖李渭狐疑不敢受。先是，山遇等预寄珍宝于士彬以万数，劝诘士彬，士彬利其物，答云无有，且言未尝招诱之。劝、渭亦以为，自德明纳贡四十年，有内附者未尝留，共议遣还，仍约束缘边勿受降者。于是奏入，因降此诏。
劝、渭寻遣山遇还，山遇不可，即命监押韩周执山遇等送元昊。至摄移坡，元昊集骑射兵射而杀之。
山遇名惟亮，与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，其从弟惟序亦亲近用事。山遇有勇略，国人向之。元昊恶其不从己，尝语惟序曰：“汝告山遇反，吾以山遇官爵与汝；不然，俱族灭矣。”惟序不忍，更以告山遇。山遇欲来降，与惟永谋，惟永曰：“南朝无人，不知兀卒所为，将不信兄，兄必交困。”山遇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若南朝有福，则纳我矣。”遂告其母，母曰：“汝自为计。我年八十余，不能从汝去，为汝累，当置我室中，纵火焚之。”山遇等涕泣如母言。及为韩周所执，号哭称冤。周见天昊于宥州，元昊衣锦袍，黄绵胡帽，不肯受山遇等，曰：“延州诱我叛臣，我当引兵赴延州，于知州厅前受之。”周说谕良久，乃肯受。
时元昊自称兀卒已数年，兀卒者，华言“青天子”也，谓中国为“黄天子”。元昊既杀山遇，遂谋僭号。
枢密直学士、石谏议大夫、知益州任中师，龙图直学士、给事中、知河南府任布，并为枢密副使。先是，布数上书论事，帝欲用之，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布下，遂俱擢任。或曰：中师前罢广州，尝纳赂于夷简。于是，枢密副使阙，上谓夷简曰：“用谏议大夫任姓者。”盖指布也。夷简遽进中师名，上徐曰：“今在西川。”夷简因言中师可用，乃并用两人。
丙午，枢密副使、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、知河阳。布任枢密，纯约自守，无所补，然数与宰相吕夷简忤，夷简恶之。布长子逊，素狂愚，夷简知之，乃怵使言事，许以谏官。逊即上书，历诋执政大臣，且斥布不才。布见其书，匿之。夷简又趣逊以书上，逊复上书罪匿者。上问知匿书者乃布也。布谢：“臣子少有心疾，其言悖谬，惧辱朝廷，故不敢宣布。”侍御史鱼周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，其子具知，布遂罢去。逊尚留京师望谏官，夷简寻以他事黜之。议者谓周询引逊语逐其父，为不知体云。
甲午，复给荆王元俨所上公使钱。元俨领荆、扬二镇，岁凡给缗钱二万五千，西边用兵，尝纳其半。上以元俨叔父之尊，不欲裁损，不逾年，复全给之。元俨用度无节，每预借数年俸料。翊善王涣上书谏以方有边患，宜助朝廷节用度。元俨判其后曰：“愁杀人。”他日又谏，元俨复判曰：“仰翊善依旧翊善。”
先是，诏为郭后于寺观立影殿。都官员外郎、权发遣修造案陈昭素以其劳费，乃上言：“神御殿非古法，按礼当于祖姑，乞淑德皇后庙。”诏从之。
壬子，徙知扬州冯京知庐州。京前为馆职，与刘保衡邻居，尝以银器从保衡贷钱，保衡无钱，转以银器质于人，代之出息；又尝从保衡借计物以供家用，狱辞连及之。京，宰相富弼婿也。闻之自劾，乞徙小郡，故有是命。
六月己卯，以去夜月食，出宫女百余人，以应天变修阴教。
翰林学士王上言：“圣体已安，皇太后乞罢权同听政。”即命草还政书，既而不行。
诏：“山陵所用钱物，并从官给，毋以扰民。”诏虽下，然调役未尝捐也。
初，契丹主宗真母萧氏爱少子宗元，欲以为嗣。宗真之重熙二十三年，王拱辰报聘，宗真尝为拱辰言之。其明年，宗真死，洪基嗣立，以宗元为皇太叔。洪基之清宁三年，萧氏卒，宗元怙宠，益骄恣，与其相某谋作乱。及相某以贪暴黜，宗元惧，谋愈急。洪基知其谋，阴为之备。
是月戊午，宗元从洪基猎于凉淀。洪基让宗元先行，宗元不可，洪基先行，依山而左。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骑直前射洪基，伤臂，又伤洪基马，马仆。其太师某下马掖拱基，使乘已马。殿前都点检萧福美引兵遮洪基，与洪孝战，射杀之。洪基兵与宗元战，宗元不胜而遁，南趣幽州，一日行五百里，明日自杀。
燕京留守耶律明与宗元通谋，闻其败，领奚兵入城，授甲欲应之，副留守某将汉兵距焉。会使者以金牌至，遂擒斩明。洪基寻亦至，陈王萧孝友等皆坐诛。
先遣来使者数人，悉宗元之党也，过白沟，并以槛车载去诛之，独萧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。时清宁九年也。
己未，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。翁氏位有私身韩虫儿者，自言常汲水，仁宗见小龙缠其汲绠而出，左右皆莫见，因召幸焉。留其金钏以为验，仍遣之物，虫儿遂有娠。于是，逾十月不产，按问乃虫儿之诈，得金钏于佛阁土中，乃虫儿自埋之也。太后以谕辅臣，命杖虫儿，配尼寺为长发，而翁氏坐贬。辅臣皆请诛虫儿，太后曰：“置虫儿于尼寺，所以释中外之疑也。若诛虫儿，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。”
曹佾之除使相也，颍王欲使韩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，维及孙思恭不可，王卒使王陶言之。维及思恭戒王曰：“陛下亲总万机，内外上下事体已正，王当专心孝道，均养三宫而已，他勿有所预也。”
是日，彗行至张而没。彗之未没也，言者多以为忧。或告韩琦，琦曰：“借使复有一星出，欲何为乎？”
御史刘庠言：“礼：居丧不饮酒食肉。仁宗之丧，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，京师羊为之竭，请给百官素食。”礼官以为然，执政不从。
乙丑，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，都官员外郎王庭筠，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刘瑾，殿中丞宋温其，著作佐郎钱长卿、曾布，前河西县令杜纯，并为编敕删定官。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，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，赞成其事者也。
淮南转运使、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景温雅善安石，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。吕公著之为中丞也，人谓是温必先举御史，及公著罢，乃有此除。先是，安石独对，问上曰：“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？”上曰：“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遇群臣无术，数失事机，别置台谏官，恐但如今日措置，亦不能免其纷纷也。”于是专用景温。
陈襄虽论常平新法，而辞婉，故除官独优。
诏馆阁校勘刘与外任。初考试开封，与王介争言，为台谏所劾，既赎铜，又罢考功及鼓院。至是求外任，王安石因之并逐。
司马光读《资治通鉴》张释之论啬夫利口，光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’利口何至覆邦家？盖其人能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主苟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，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。”时吕惠卿在坐，光所论专指惠卿也。
癸卯，上批：“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、权监察御史里行，知制诰李大临、苏颂累格诏命不下，乃妄引诏中丞荐举条，绝无义理，而颂于中书面乞明降特旨方敢命辞，洎朝廷行下，反又封还。轻侮诏命，翻覆若此，国法岂容！大临、颂可并以本官归班。”大临及颂时皆为工部郎中。
先是，宋敏求封还定辞头，诏送别官，而颂当命辞。颂言：“本朝旧制，进补台官，皆诏中丞、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，互举曾任通判者，其未历通判者，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，倘非其人，或至连坐，所以重台阁之选也。去岁诏旨，专令中丞举官，虽不限资品，犹以京秩荐授。缘已有前诏，故人无间言。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，超越资序，近岁未有。议者或曰：唐世多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。臣谓不然。在唐方镇盛时，有奏辟郎官、御史以充幕府者，由此幕府增重。祖宗深鉴此弊，一切厘改，州郡僚佐皆从朝廷补授，大臣出镇，或许辟官，亦皆随资注拟，满岁迁秩，并循铨格，非复如唐世之比。而今之三院，事任又重于昔时。况定官未终，更非时召对，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缘御史之荐，直置宪台，虽朝廷急于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必致人言。其除官制，未敢具草。”诏再送舍人院，次至大监，大监亦封还。乃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辞。颂又言：“祖宗之朝，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。盖天下初定，士或弃草莱而不用，故不得不广搜扬之路。自真宗、仁宗以来，虽幽人异行，亦不至超越资品。盖承平之代，事有纪律，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。今朝廷清明，俊并用，进任台阁，动有成规，而定以远州幕官，非有积累之资，明白之效，偶因召对，一言称旨，即授御史，他日或有非常之人，又过于此，奏对称旨，则复以何官处之？浸渐不已，诚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。谨案《六典》，中书舍人之职，凡诏旨制敕，皆案典故而起草；制敕既行，有误则奏而正之。故前后舍人论列差除，用典故而蒙更正者非一。今三院御史须中丞、学士荐举朝臣，乃典故也。或不应此，其敢无言？去岁以京官除授，所以无言者，以前有诏令故也。今若先立定制，许于幕职官中选擢三院，则臣等复有何言而敢违拒？朝廷以定才实非常，则当特与改官，别授职任，随资超用，无所不可，不必弃越近制，处之宪纲也。若臣上惧严诛，颜起草，诚虑门下封驳；纵门下不举，则言事之臣必须重有论列；或定畏议，固执不敢祗受。是臣一废职事，而致议论互起，烦渎圣听，则臣之罪戾，死有余责。”
上曰：“里行本不计官资，故令于御史里行，欲令止以判官出敕为之。”众以为不可。安石曰：“已令改官，于义有何不可，而乃封还辞头？若遂从之，即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，失人君之道矣。”既而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，并录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，曰：“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，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。”上曰：“李定诰须令草之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特旨，虽妨前条，亦当施行也。”曾公亮曰：“特旨固不当以条限，但不知定何如人，恐非常人乃当不用常法耳。”于是上批：“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，今后台官有阙，委御史中丞奏举，不拘官职高下，令兼权。如听举非其人，令言事官觉察闻奏。自后别无续降条贯。”
颂、大临等又言：“臣等看详，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，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，故朝廷特开此制。云不拘官职高下者，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，非谓选人亦许奏举也。所谓兼权者，如三丞以下未可为监察，故且令上权，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，故令下兼，皆不为选人设文也。若不拘官职高下，并选人在其间，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，不必更改中允也。以此言之，选人不可超授台官明矣。至如程颢、王子韶已先转京宫，因中丞荐举，方选中允，止权监察。今定是初等职官资序，若特改京官，已是优恩，更超授朝籍，处之宪台，先朝以来，未有此比。臣等所以喋喋有言，不避斧钺之诛者，非它也，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，遵守有司之职业耳。大抵条例戒于妄开，今日行之，它日遂为故事。若有司因循，渐致堕紊，诚恐幸门一启，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，朝廷名器有限，焉得人人而满其意哉！前世所以爱重爵赏，不以假人，虽有奇材异伦，亦须试以职事，俟有功效然后超擢者，以此也。”
复诏颂依前指挥撰辞，颂执奏如初，而又于中书白执政言：“虽云特旨，而颂辈无以为据，草制即必致人言，乞批降云‘特旨所除，不碍条贯’，方敢草制。”又诏所除李定是特旨，不碍近制，令颂疾速撰辞。颂又言：“果出圣意拔擢，即须非常之人，名声闻于时，然后厌服群议，为朝廷美。昔马周为常何作奏，条陈得失二十余事，皆当世切务，唐太宗拔于布衣。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，论议卓越，真宗拔于河阳职官。此二臣者，可谓有显状矣；逢时遇主，可谓非常矣。然周犹召直门下省，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；知白召还，奏对称旨，亦命试舍人院，然后授以正言，非如定远州职官，素无声称，偶因谏官论荐，一赐召对，便蒙拔授。诚恐天下才辩之士，闻之皆思趋走势要，以希荐用。此门一开，未必为国家之福也。欲望陛下采听群议，或询访近臣，若谓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，则臣自当受妄言之罪；若臣言不虚，即乞别授一官，置之京师，俟它时见其实状，进用未晚。如此，不惟臣等职事并举，兼亦可以养成定之才资，免招异日之议论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