枢垣记略

　　《枢垣记略》清梁章钜、朱智

　　●序自雍正庚戌设立军机处，迨兹九十余年，纲举目张，人才辈出，而载稽故实尚缺成书。章钜于嘉庆戊寅选充章京，亻暴直余闲，翻阅旧档，辄思辑为一书。随笔甄综，日有所积，至道光壬午春季奉命守郡，匆匆出直，此后遂无由再缀一词。因思五年以来，手不停披，在方略馆宿直时常彻夜为之，或屡代人夜直为之。以用力之勤，窃喜稍存梗概，因于簿书之隙，重加勘汇，阅月而成编，为门七，为卷十有六。卷首恭录训谕，次列除授，又次纪恩叙，又次详规制，又次考题名，而以诗文及杂记附末。适补章钜缺入直者为李侍读彦章，因以稿本寄之，拾遗正误。又经年而稿还，时章钜已为淮海监司，遂付梓人。书中艮限仍以壬午春季为断，俟好事者续增焉。军机处为我朝政府，考官制者谓即唐、宋之枢密，因题为《枢垣记略》云。道光癸未秋仲，梁章钜识于清江浦之以政学斋。

　　●卷一。训谕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谕：军机处系机要重地，凡事俱应慎密，不容宣泄。今乃有在京、直隶、江南、浙江等处提塘，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，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。朕看此情节，在提塘等微末之人，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；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，得闻京师信息。此皆浅陋之见，且非始于今日。朕已将督抚等从宽免其查究，但那苏图、尹继善、陈大受、魏定国、常安等，俱为封疆大臣，似此行私报密等事，甚不光明。若有见闻，即当据实查办，何得身蹈其事，不能自检，尚得谓之正己率属乎？著密行传谕申饬之。

　　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谕：军机处系机密之地，所交密议章奏，本无宣泄。其应交该部密议者，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，交发部议。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，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。

　　五月二十二日谕：朕令军机大臣等寄信传谕之旨，有因地方应办事务，经朕指示及传谕询问者，亦有令该督抚等商酌办理者，既未明发谕旨，理宜慎密。嗣后诸臣回奏折内，如不交部议者，仍听其引入原旨；若系应交部议之案，概不必将寄信之处叙入，另行具折声明，至具题本章，尤为不可。俟伊等奏折之便，传谕知之。

　　十三年十一月口日谕：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，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。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折，阿兰泰近日曾以“该处收成止有七分，未便大弛海禁，致妨本地民食”具奏，而军机大臣竟无一人记忆者，经朕指示，始查检入议。其余脱漏之处，一一须朕训谕，虽经改正，而朕心则已过劳，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，诸事周详妥协，不致烦费朕心者，实已大相径庭矣。此等处讷亲向日尚能办理得宜。由是观之，向日朕加恩任用，自不为过。惟因贻误军国重务，大负朕恩，不得不重治其罪，亦出之大公至正。但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，朕培养陶成一讷亲；讷亲在之时，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。皆几经教导，几经历练，而后及此，人材难得，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。今经略大学士前往军营，朕实向大学士一人是问，并未豫留此心于大臣中培养陶成，以为接办之人。是以办理诸务，数日之间，已不能不时萦朕念。军旅固关紧要，第金川不过一隅，视机务孰为重大？且朕躬岂宜过劳？经略大学士到彼，荡平勒乌围、刮耳崖，即应遵照前旨，飞报大捷。其莎罗奔、狼卡擒获献俘固善，纵或兔脱潜逃，祗须留兵搜捕，一切应办事宜，或交傅尔丹，或交岳钟琪，若策楞到彼，或交策楞、班第等。经略大学士酌量分布妥协，于奏捷后四五日内，即当驰赴阙廷，赞襄左右，不必待奏到奉有谕旨，方行旋师矣。此旨必应遵。

　　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谕：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，且允配享太庙之请。乃张廷玉具折谢恩，词称泥首阙廷，并不亲至，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，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，令其明白回奏。而今日黎明，张廷玉即来内廷，此必军机处泄漏消息之故。不然，今日既可来，何以昨日不来？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。昨朕命写谕旨时，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，而汪由敦免冠叩首，奏称“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，终始矜全，若明发谕旨，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”。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。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，则其情显然。军机重地，顾师生而不顾公义，身为大臣，岂应出此？

　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：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，签发马上飞递者，定限日行三百里，遇有最紧要事件，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。公文缓急既有不同，则递送迟延处分亦当分别差等。乃吏部议处此等案件，不按三百里、六百里之分，但查核时刻逾违，俱照扣关公文例议以降一级调用，比例殊未允协，现干例议积案甚多。著量加区别，除沉匿军情机密事件仍照驿站旧例议处外，其军机交出寻常紧要事件限日行六百里者，傥有逾限，准照扣关例议处；若系军机处常行事件限马上飞递日行三百里者，逾限之处，照公文迟延例，著为令。再军机处发递公文，原系酌量事件以定程期，嗣后非遇紧急最要事件，亦不得以日行六百里签发。

　　二十三年十二月口日谕：裘曰修与盐商牛兆泰系属姻亲，寄书可也。而使盐道之婿持书寄盐商，虽无嘱托之言，明有嘱托之意。军机行走之人，尤当以慎密防闲为要，此何为者耶？裘曰修不必在军机处行走。

　　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旨：吏部议眭朝栋照溺职例革职一本，所以留中不发者，朕意以为若总裁大员中查无应行回避之人，则该御史所奏，不过博一时虚誉，其罪尚属可原。今据知贡举熊学鹏查奏，应行回避士子有总裁刘统勋之胞弟、胞侄二人，于敏中之堂侄一人。刘统勋等既系军机大臣，而眭朝栋现系军机处行走之员，此次刘统勋、于敏中二人不令随驾，外间已揣其预典试事，而军机处之人固不待言矣。况朕向刘统勋等曾面谕及之，眭朝栋岂有不知之理？则其所奏，显属迎合上官，此风断不可长。前明师生堂属党援门户之弊，往往假公济私，害及朝政，最为言路恶习。我皇考十三年以来，大加整顿，风纪肃清。朕临御二十有六年，于台垣章疏苟有一二可采者，未尝不见之施行，若其意有所属，瞻顾徇私者，亦断难逃洞鉴。眭朝栋何人，而敢以此等伎俩巧为尝试乎？此在诸科道尚属不可，况该御史之在军机行走者乎？今岁恩科会试，已属格外旷典，臣子得与文衡，已可云宠荣逾分，而更欲为宗戚幸中，是于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。号称读书者宜如是乎？于政体、官方、士习，均有关系，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，著拿交刑部治罪。

　　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谕：御史戈涛奏称“所奏事件，未经领到原折，而刑部业已纷传，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，预为透漏”一折，当交军机大臣查奏。今据军机大臣查明“戈涛条陈二折俱系发交刑部办理事件，即于本日传钞，随本报发回。朱批原折向应存贮军机处，年底汇缴，例不给还”等语。此事原属照例办理，尚无透漏之处，戈涛以未接到朱批原折，故为此奏。但军机司员，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，亦不能保其必无，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。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，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，遂罔知顾忌。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，一经查出，必严加惩治，决不稍为宽贷也。

　　三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谕：向来军机大臣寄信谕旨，该督等覆奏时，止称接准廷寄，并不书写承旨衔名，于体制殊未允协。嗣后各省督抚等，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，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，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。可于奏事之便，传谕各督抚，一体通传应行奏事之各该衙门遵、照。

　　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谕：前据常钧条奏，外省奏折交兵部钤用印信，以昭慎重，经部议覆准行。但印信存贮部署，往返钤用，日费马力，殊属烦琐。且交发奏折，即系原赍差弁祗领，向来亦未闻有滋弊之事。嗣后该部预将印花存贮军机处备用，所有临时钤印之处，不必行。

　　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谕：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多，该部事务殷繁，不可无人坐办。袁守侗虽在军机处行走，著每日到署专办户部事务，遇朕至圆明园之日，不必随往。其丰升额、福康安、梁国治、和坤并著每日输流一人到署办事。

　　四十九年口月口日谕：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，向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查明具奏，原以专责成而重考核。但该督抚等奏报发抄后，各部院不过照常汇题，存案备查，而军机处名为汇总，实不过循例奏明，仍属具文，于核实办公之道，均属未协。即如各省拿获命盗各案已未结数目，及盗窃案已未缉获，记功记过名款，该督抚等均于年终汇奏一次。此等案件，如果事隔数十年，实在无从督缉，竟应查明酌与开除，以清尘案，其余未结、未获各款，自应分别定以处分，庶承缉之员，自顾考成，俱知上紧办理，依限完结，而督抚等亦不能以一奏了事。嗣后各督抚年终汇奏各项，均著各部院衙门详悉查核，汇送军机处覆加考核，于三月间汇齐办理具奏。如各该部有疏忽遗漏，军机处又不能详加核正，经朕看出，惟军机大臣是问。

　　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：国初以来，设立议政工大臣，彼时因有议政处，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。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，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，承旨遵办。而满洲大学士、尚书向例俱兼虚衔，并无应办之事，殊属有名无实。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，所有议政空衔，著不必兼充，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。

　　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：昨据福康安等查审“吉林办理参务，亏缺库项，勒派民户”一案，分别定拟具奏。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，有心徇庇，从宽定拟，希图含混了事。经朕看出，详细指斥，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，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，迁延观望，并未即日拟旨进呈。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，朕一日临御，即一日倍加兢业，岂容大臣颟顸从事？阿桂、和坤、王杰、福长安、董诰俱著交部议处。

　　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：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，各直省督抚藩臬，凡有奏事之责者，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，俱应直达朕前，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，各部院文武大臣：亦不得将所奏之事，预先告知军机大臣。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，朕可即行召见，面为商酌，各交该衙门办理，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，何得豫行宣露，致启通同扶饰之弊？即将此通谕知之。

　　十九日谕：从前和坤意图专擅，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，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，业经降旨饬禁，并随折批谕。今和坤业经伏法，所有随带文书，当永远停止。傥经此番饬禁之后，尚有仍蹈前辙者，必当重治其罪，决不姑贷。

　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：御史王宁阜奏“请重军机大臣责成，以肃纶言”一折，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，于大学士，各部院尚书、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，本为筹办军务。而各直省寄信事件，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，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，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，令事有统汇，以昭画一。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，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，尽责之此数人也。内外满、汉大臣，俱经朕特加擢用，谁不宜尽心匡弼？必责之军机大臣，则其权过重，若承奉谕旨之事，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。况我朝列圣相承，乾纲独揽，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，于一切纶音宣布，无非断自宸衷，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。即朕亲政以来，办理庶务，悉遵皇考遗训，虽虚怀延纳，博采群言，而至用人行政，令出惟行，大权从无旁落。朕初阅该御史所奏，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，及详阅折内，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。谒陵展敬，为登极后应行大典，朕彼时明降谕旨，于六年秋孟启行，事关体制，岂臣下所可阻止？嗣因御史沈琨、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，恳请展期，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，以为应如所请，是以降旨暂行停止。即上午春间，曾有旨巡幸木兰，后因夏间雨水过多，亦停止秋。此皆朕临期酌度，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，预为阻止耶？至该御史称“銮辂所经，地方官早为备办，永平一带糜费已多，不能开销”等语。谒陵谕旨，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，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，为时无几，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，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？至该御史所奏“前谕已发，复行改拟，不敬于先，遂致不信于后”等语。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，如恩旨已降，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，或、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，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？至于明发谕旨，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，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，此正欲事臻尽善，故不厌反覆精详。若必回护前旨，固执己见，势将文过饰非，蹈言莫予违之习，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？又所称“军机大臣昧于大体，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，始行自请议处”，所论亦属非是。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，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，理当致谨校核，既有错误，自应请议，况朕亦时加宽免，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？王宁焯所奏谬妄，原折著掷还。

　　六月二十四日谕：内阁本丝纶重地，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，阅看本章。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，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，散直后，势难再令赴阁视事。至在城之日，偶值枢务稍简，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，即应阁、部兼到。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，则票拟纶音，是其专责，岂可稍涉闲旷？是以保宁到京后，虽兼领侍卫内大臣，朕不令其在园居住，以便赴阁办公，无旷职守。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，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，著先赴内阁，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。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，俱著常川到阁阅本，以重纶扉而符体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