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明梦录

　　中东之役，翁文恭独主战，诸名士实怂恿之，盖狃于拘获大院君已事，不肯让步；且以海军可恃，疑李文忠为卖国。然文忠揣势量力，心知其不可战，而口不能言。虽严旨督责，褫去黄马褂，拔去三眼花翎，而终屹然不动。朝士固甚喧嚣，而群帅贪功，亦跃跃欲试。吴清卿自请出关，乃雅歌投壶，风流自赏，未战而兵溃。日兵步步深入，海军又歼于刘公岛。丧师辱国，十倍甲申。甲申虽迭遭败衅，而谅山一战，法兵亦被重创，马江战舰虽亡，而法大将孤拔，闻亦为炮台流炮所毙。议和时，故未及赔款也。此役海陆两军俱败，李文忠亲到马关议和，几为日人主战党所狙击。裹疮定约，赔款二万万；割台湾及金、复、海、盖四州县。后因俄、德、法三国仗义执言，以日本系岛国，不能占腹地，而金、复、海、盖始复为我有，辱孰甚焉。自是而德租胶州湾，英租威海卫，俄租辽东半岛，法租广州湾，不数年间，相继而起，盖列国亦狃于均势之局，几成瓜分，虽不与此役相属，何非此役阶之历耶！

　　中东之战，日兵直逼奉天。警报时至，京师震动。朝士之主战者，纷纷搬眷出京。余以实缺一等人员，无弃职舍去之理；老母亦意在持重。同乡多视余家眷行否为进止。时南皮张文达管部，并兼军机。余于画诺之余，密探消息，文达微有指示，余遂决计不动。旋和议成而心安。当时实亦冒险也。

　　甲申时之清流，甲午时之名士，皆翰苑高才也。论者谓当时军机大臣若能收罗之，则群才不生怨望，未有不安然就范者，何至激成中法、中东之战哉。人或疑此言为锻炼周内，不知履霜坚冰，天下事固有发端甚微，而贻祸至不可测者。君子所以贵知几也。

　　甲申之役，推倒军机，实即革命之导火线，而皆翰林院之人为之也。戊戌政变，则以进士举人为之。范围愈广，则变象愈亟。噫，其殆有天意欤。

　　庚子拳匪乱后，厉行新政，拟将中国旧法，逐渐变更。至丙午之夏，袁项城以直督入觐。时余正入京候简。端午桥以闽浙总督留京不行，待袁来共议立宪，费尽营谋，改授两江总督。盖是时中国始发见“立宪”二字也。

　　两宫垂帘，枢务以恭邸领之。诸大臣中，择一二人为主笔，余则仅供参赞。其后进者，谓为打杂军机，拟稿而已。盖不如是，则意见纷歧，纪纲不肃。部院情形，亦大率类是。主笔即当事之意，人或竟以当国目之。光绪初政，文文忠（祥）、沈文定（桂芳）当事。文殁则宝师继之。沈殁则李文正（鸿藻）继之。景尚书（廉）、王文勤（文韶）、潘文勤（祖荫）、翁文恭（同），先后入直。王、潘旋入旋出。至甲申，则以礼亲王（世铎）代恭邸，并令醇邸参预大计。余则全体罢免，易以额尚书（勒和布）、阎文介（敬铭）、张文达（之万）、孙文恪（毓汶）。不数日，许恭慎（庚身）以前充领班章京，谙悉体例，亦入直办事。张年老而阎旋退直，孙文恪便当事。嗣许殁，徐忠愍（用仪）入焉。甲午，朝鲜事起，先令翁文恭、李文正参预军事。冬间，额张出，即令翁、李入直。旋恭邸复起。孙因病自请开缺，文恭、文正复当事，刚相国（毅）继额而入直。丁酉，徐忠愍出，钱侍郎（应溥）、廖总宪（寿恒，后升尚书）更迭入直。戊戌夏，文恭被黜，旋而恭邸薨逝，复召王文勤入直。时同直为刚相国（毅）、启尚书（秀）、廖尚书（寿恒）、裕尚书（禄）。八月政变，荣文忠以直督到京，即令入直；裕尚书出任直督。己亥十月，廖尚书退直，以赵尚书（舒翘）继任，其时刚相亦颇用事。庚子，拳匪倡乱，载漪袒拳弄柄，奴视枢臣，暴戾恣睢，枢廷几为之蹂躏焉。乘舆西狩，文勤一人随行，荣文忠随由保定奔赴陕西行在，即命入领军机。诸大臣陆续至，礼邸遂改任他差。和议成，勒办祸首，启秀在京正法，赵舒翘在西安赐自尽。事平回銮，军机不以亲贵领班，即以文忠任之。余丙午到京，文忠已逝，庆邸继文忠领班，而鹿相国（传霖）、瞿相国（鸿机）、徐尚书（世昌）为之辅。枢廷略具规模，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。辛酉之后，亲贵蜂起，纪纲尽弛，枢政益歧。吁，既灌以往，吾不欲言之矣。李文正当国，虽不免有偏执之议，而风裁端整，视事谆恳。余时到部未久，即颇蒙其青睐。张文达名士风流，颇有不羁之概，然其久历封疆，饶有识解。中东之役，渠正管部，余于私宅画诺之余，谈论时局，颇多感叹，盖知其不得志然也。老成典型，至今有余恋焉。

　　鹿文端丙午时，与瞿、徐同直枢廷。三者之中，以文端为最无权，两耳重听，人不免以伴食视之。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，煞有经验。余候简在京，约三个月，时往谒之。门庭冷落，余每到辄纵谈不倦。尝太息谓余曰：“中国百姓太愚，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，如何得了！”余归而告人曰：“大家笑鹿中堂，虽做过外官，其实外官之事，亦不甚了了。今观其所言，何等了了！”盖当时风气日非，虽有老成人，亦供人狎侮而已。

　　翁文恭美须髯，风采奕奕，忠君体国，尤喜汲引人才。甲午主战，丧师辱国，无可讳言，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。恭邸复出，深资倚任，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，爆直逾四年，戊戌四月罢免。八月政变，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，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，被人谗毁。况所谓政变者，不过出诸一人之口，变究未成；群儿作戏，虽变亦何能通？文恭即未去位，岂肯与闻其事耶。至谓两宫之间，不善调护，不无离间嫌疑。然文恭身为师傅，处难处之地，尽有难言之隐，亦即有可原之心。文恭于宣统时，明诏开复，追予谥法。今者国事已矣，此等莫须有之言，正不必剖辩是非，徒乱人意也。

　　余于翁文恭之侄孙夫廉访（斌孙）为同年，然于私宅未尝一谒。且文恭于余在京时，从未到过吏部，亦并无堂属之谊。一日因查办仓案，堂司各官群集仓署，文恭独于稠人中，趋而与余言，甚致殷勤之意。余得京察记名后，逾年未简放。文恭屡言之于恭邸而未得，当缘简放官缺，虽由军机大臣公同进单，而拟放何人，须由领衔之亲王开口，他人不能预也。有一日，建昌府缺出，文恭在毓庆宫先奏。德宗谓：“今日建昌府缺，请简某人。”故召见。军机进单时，不待恭邸开口，便由御笔圈定。余谢恩后往谒，文恭具道抱屈之意。余曰：“此皇上天恩也，何敢不感激！”文恭悚然致敬。后因徐忠愍与人私言当日原委，余始知文恭汲引之力，固煞费苦心也。

　　徐忠愍为吏部侍郎时兼军机，于部务却稍可主持。人极通达，与余最相得。余当时颇露圭角，徐告人曰：“是不可干以私者也。”甲午战后，余颇急乞外，而徐以班次在后，爱莫能助，时常道歉，其情固甚可感也。余出京后，渠于丁酉出军机。拳匪之役，与许侍郎（景澄）、袁京卿（昶）同罹于难。和议成后，始行昭雪，追予谥法，浙人目为三忠。无妄之灾，不能五天道，宁论之慨也。

　　王文勤人极圆通，人以琉璃球目之；然其扬历中外，老成持重。任吏部侍郎时，判事敏决，满腹精神。庚子拳乱，渠适在军机，以白发老臣一人，相从西幸，备极贤劳。余丙午到京，见其老态龙钟，视乙未在天津节署见时，风采顿减，然忧国之意，溢于词色。且对余言：“大家皆抱怨老太太（指孝钦言）。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，则大事更不可问。”言下盖别有感慨也。

　　余到京时，初未识荣文忠。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，风度翩翩，饶有才干。光绪初元，任工部尚书。步军统领，当时已铮铮有声，嗣因事镌职。有一日，在宝师处听剧，与之同席而坐。钟杰人同年以闽语问余曰：“这一个山查是否续燕甫？”（两淮运使续昌）余曰：“不是。续燕甫我见过。”荣文忠亦用闽语答曰：“汝们说福州话，我们亦会说福州话。”杰人乃问其贵姓台甫，渠以荣禄号仲华对。余知不妙，遂移往他坐。后数日，昆师告余曰：“荣仲华告我，汝与杰人以福州话唐突他。”余曰：“杰人问这个山查是否续燕甫。山查者，闽人指红顶言也，并非谐谑。”师闻之大笑。后在师处屡相见，渐渐往来。嗣文忠起复，任西安将军，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见赠。盖以“山查”二字，遂订交情。其实文忠之先人为闽副将，后以总兵殉粤匪之难。时文忠尚幼，寄读于饶提督（廷选）家，即林赞老之岳也，故于闽人感情加厚。余出京后，以雪泥之隔，并不与之通信。戊戌政变，文忠以直督入军机，从容弭变，保全实多。拳乱西行，趋赴行在，维持大计，煞费苦心，朝局赖以底定，厥功伟焉。丙午到京，惜不复见，为之怆然。

　　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，尝谓余曰：“福箴庭（锟大学士）岂有此理，昨日在朝房，竟骂人曰麻烦（麻烦即累赘之意，京城土语）。似此伧夫口吻，如何做得中堂。”余闻之悚然。盖当时朝纲整肃，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。又尝讥恩中堂（承）曰：“汝看恩中堂，凡事都说是照例。他做中堂，本是照例；即其面目，亦是照例。”盖嘲其方面，田田庸庸，得厚福也。细思之，不觉失笑。

　　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，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。部院堂官，不尽皆科甲人员，其中人才之杰出，亦有可指者，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。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（寿）事理通达，风裁峻整。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，每见其入宫门时，群阉严惮，不敢正视。在部时，与余亦甚相得，惜相处不久，旋薨于位。及今思之，尚有余慕也。

　　溥倬云（兴）为主事时，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。后升尚书，以病免。余简建昌同时，户部郎中有（泰）亦放陕西知府，其兄玉岑尚书（良）告人曰：“近日放两知府，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。”又为之说曰：“官阶道尊而府卑。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，谓府独当一面，可办事也。”此说虽非杜撰，宝师曾与余言之，其实亦慰藉语耳。后礼部应诏，保荐人才两人，余与焉，领衔者即尚书也。

　　端午桥官工部时，与余多同事工程。后由霸昌道，不十年游历封疆。丙午夏，余到京，相见于庆邸，初几不相识，后乃告余曰：“隔别多年，君竟留须矣（余四十二岁到建昌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，特于接印之日留须）。当时君记名，我尚未记名。君记之否？”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。旋渠改督两江，余简放苏州，竟成属吏矣。然总督驻扎江宁，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，尚少直接关系。故渠在任，有盛行赂贿之名，而余则一毛不拔，虽未邀其青眼，却未曾稍有龃龉也。渠少颇不羁，自为满人，偏诋满人为不肖。鉴赏金石，颇负时名。惟其热中太甚，倒行逆施，知进而不知退。自调直督罢斥后，仍求四川一差，以为再起之计，致遭惨杀，死事不无可悯。然平心而论，不得谓非自取也。

　　同部升吉甫主事（允），汉军旗人，由举人出身，分吏部候补，而无甚出色。中法战争之前，有一日，递一条陈，请代奏。时万文敏公（青藜）任尚书，接其摺子。适余与戴艺甫（锡钧，后简放大名府）同往启事，文敏乃谓余二人曰：“此系公事，可以公言。”余看其摺子，意谓洋人太横，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，预定一日期，各省各派一大臣，计算程途，同日到省，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，不得走漏风声，致令逃逸。定例司员代递封奏，应守秘密。文敏喜诙谐，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，亦示调侃之意。升、戴与余同事，日日见面，本皆相好。下堂时，戴诘之曰：“汝知洋人尚有国否？汝杀其人，能杀其国否？”二人舌剑唇枪，互相争辩。余以他词乱之始止。余出京后，升竟入译署作章京，后又出洋保候补道，不知如何升转，由陕藩氵存擢甘督。庚子西狩之役，升在陕西迎驾。太监沿途骚扰，渠力裁抑之，铮铮有声。嗣又弹劾权贵，不稍假借，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。余出京后，即与之断绝往来。今忽录其少年轶事，非扬其短也；士隔三日，刮目相待，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。

　　余戊寅到京，其时外交事尚简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省文则曰总理衙门，文言曰译署。堂官则名为大臣，司官则照军机例，名曰章京，由阁部人员考充之。光绪季年，厉行新政，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，且冠诸部之上。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，后改为专官；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，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。

　　叔岳辞叔耘副宪（福成）出使外洋，甚著声望，当时之熟悉洋务者，无出其右。余欲从而学焉，渠曰：“洋务究属偏才，政治家宜求其全者，何必见异思迁？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，非仅懂西文、娴西语，遂可称职也。”余虽韪其言，然旷观时势，于外交事，仍时常留心。当中法未战之前，陈老正在提倡清流，于洋务极意研究，曾借译署历年档案，而属余分手抄之。余遂得习知故事，见咸同年间，外国所来照会，肆意谩骂，毫无平等地位，与近日之来往文字，迥不相同。自因圆明园被毁，城下乞盟，为彼族所蔑视。迨后交际稍娴，外貌遂渐改焉。当时之讲求外事者，皆曰办洋务，后则改为办新政，今则直言外交矣。

　　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，宝师叹曰：“贝勒只是一布伊邦（满语，译为内务府大臣）材料耳，如何能办外交？”盖庆王名奕，本系贝勒，后加郡王衔。晋封亲王，久长译署。拳乱后，荣文忠因病出缺，庆王遂秉国柄，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。回思吾师当日之言，益信国祚与人才，不得谓无关系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