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文襄公事略

　　张文襄公事略

　　●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

　　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，今曰之死，国民之觖望，==之失援，庸讵初料所及耶？监国为大势所迫，将起用袁世凯，使张之洞而在，亦必力主此议。当一九零七年七月，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，首调张大臣入京，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，征调人京。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，然两大臣行事，虽偶有微异，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。近者新主即位，张大臣迭经选调，舍总理路政各务外，稍见失意。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，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，而忽前后矛盾若是，似可毋庸深底。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，观其所行各事，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，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，遂不能竟其硕画耳。

　　张大臣之行事，忽若深谋远虑，无不洞烛，忽若浅识短见，靡有定向；忽若聪敏，忽若愚蠢；忽若维新，忽若守旧；忽若友好邻国，忽若抗拒外人，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。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，而竟不出此，则此言亦殊难信。试观中曰之战，上海之中立，能安然无动者，固伊谁之功也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：一千九百年，北方拳匪之祸，至今印人人心。寓海外人，时为惴惴然，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，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。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？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，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。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，如汉阳铁厂为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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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汉铁路制造铁轨，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，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，皆无可以訾议之处。而设立造币局一举，尤未可轻忽视之。惟论理财问题，则张大臣未见出色，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，而不顾道理之合否。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，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，固识力之未逮也。

　　张公之洞之政才，已纵论如前。尚有一最大之美德，今曰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，则廉洁是也。彼曾历居要任，不患不能积财，然乃一介不取，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。闻彼在武昌时，曾因需款孔亟，出其珍品付诸质库。且张大臣学问，颇占声誉，著作甚富，今曰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。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，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。其思想随时变动，今当朝政紊乱之时，正可展其长才，而忽出世以去。吾人对此，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：“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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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

　　戊戌之初，朝廷改革已见萌蘖。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，未几即被御史劾散。今学部侍郎严修方，为贵州学政，奏请开经济特科，以求得人应变，朝议从之。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，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。其后康复疏言国危，工部堂官不为达。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。故相翁同龢，复面保康才可大用。徐致靖复力保之。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，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，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，且为言新者领袖，既可弹压群伦，且能调和两宫故也。公闻召行抵上海，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。值湖北有小教案出，遂有廷命，命公还任。

　　公既窥见朝端水火，新旧之隙侵深，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。

　　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曰，方有变法之诏，而二十七曰即有朱逾，令翁同龢开缺回籍。同曰复降旨，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，必诣皇太后前谢恩，或具折，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，皆四月二十七曰事之捖兵权。公盖逆知变法无成，而大祸将作，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。及政变后旧党之焰，如鼎镬之逼人，李端棻、徐致靖父子、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，或杀或逐，天昏地暗。或谓公因自保，故实与其事。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，大肆衍播，以为改制度，而公则为《劝学篇》以遏之。又有湘人王廉之徒，立论排牴公羊，仇新政，议者谓出公意旨。由是党人益仇公，几欲将其向曰声名，堕之于涂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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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舆论亦稍稍抨击，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。

　　相推相激，遂有己亥立嗣之变。方是时，惟刘忠诚上章切谏，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，不敢稍立异同。庚子北方大乱，拳祸滔天，浸至五忠被杀，袁、许皆公门弟子，有声于政界者。

　　闻公此时，惟曰啜泣，曾遗恺军北上勤王，然道梗不达。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人都，逡巡于沪上，力持保东南策，刘忠诚亟赞成。公鉴于大势，亦力主其议，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，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，所全实多。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，不乘虚蹈瑕，戮力于北，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，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，计疏事泄，遂有唐才常、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。微闻案发，公对幕友叹息云：“今曰动辄杀人，大非佳兆。”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，鄂抚于荫霖执不可，公亦不敢固争。辛丑和约后，公府物力，亦萧然扫地。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，以镇畿辅，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，与己亥刚毅南下之情事略等。顾此两次，公皆力拒之，以此湖广财政，终不似苏浙之缺，则公之力也。湖北担任辛丑赔款，其始分取各州县，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。乃令挹原款以兴地方学务，故湖北地方小学，不忧费绌，亦公之力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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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第十三节张文襄之学问

　　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，论思献纳，润色鸿业，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，占一席之位置。即不生于太平时代，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，亦必能于潘文勤、翁常熟而后，主都门风雅之坛坫，可无疑也。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，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，以为名德不昌，遂有期颐之寿，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。

　　南皮生长世胄，少时即有神童之誉，壬子领解时，年甫十五龄耳。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，而后捷南宫，擢高第。庚申会试，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，竟魁多士，而南皮反落孙山，艺林至今传为佳话。其癸亥殿试对策，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，畅论时事，洋洋数千言，识者以拟苏长公、陈同甫，阅卷官初拟大魁，及进卷拆封，两宫忽抑置第三。盖是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，授穆宗读书，而其子同书，以败军下狱拟辟，两宫欲安文端之心，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。

　　实则翁曾源之文学，出南皮下远甚。南皮学术，好立异于人，初由旧而之新，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。其先倭文端、唐确慎诸公，方主辇下牛耳，以程朱之学，提倡后进，而朴学渐即衰替，北方士大夫，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。南皮生于世族，富有藏书，独博览经史，以马、郑、贾、孔之学为天下倡，文衡所至，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，一时士习为之丕变。所著《书目答问》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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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輶轩语》两种，至于家有其书，辇下书值为之奇涨。厂肆书贾，悉颂南皮德不置，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。其督粤时，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《广雅丛书》，欲以配阮文达之《学海堂经解》，为乙部巨观，而取富卷帙，别裁未当，榛楛勿剪，琐碎已甚，读者竟弗之重也。

　　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，在既持节开府以后。平心论之，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，特以举世之所不为，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。故其于西学也，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，博而不精，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。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，则在戊戌变政之时。其宗旨具见所为《劝学篇》。盖康氏之进用，由于南皮之荐剡，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，以彼料事之明，逆知后来必有大祸，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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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

　　方毅皇大婚，乐章房中三奏，及《钦定平粤平捻方略》书成，两次表文，悉出公手笔，上览之称为奇才，下诏加衔，是为公结主向用之始。光绪庚辰进官侍讲。斯时使俄大臣崇厚，赴俄议收伊犁，顾为俄人厚结所绐，竟割极边要害与敌。公即上疏力争，凡十余上，陈论战守方略甚悉。是时，左义襄公方乘战胜之威，驻兵乌鲁木齐。公欲乘间张国威，力主战，且云：“战即不胜，犹可以天山南路界英，连兵复战。”其言虽堕书生策士之见，然俄卒震慑，曾惠敏公得以折冲坛坫，而尽毁崇约，争回帖克斯川之险要，并拓阿尔泰承化寺北界线。朝廷复治崇厚罪，公之向用乃益殷，两宫皇太后乃敕译署，令遇事与张之洞商矣。辛巳进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，逾年遂擢山西巡抚矣。先是，丁卯公承命为浙江考官，得士尤众，拔茅连茹，称盛于世。其后成名者，如陶制军模、沈布政镕经，许侍郎景澄、袁忠节昶、孙刑部诒让、王山长棻、谭大令廷谳，均著伟业盛名于世。余如沈吾士善登，则邃于算术，钱孝廉丙奎，则深于律吕：两君尤近代绝学，皆公所罗得者。及官湖北学政，则立经心书院课士，成就尤众，刻有《江汉炳灵集》。迨癸酉典蜀试，旋为学政，复建尊经书院，刻《輶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以教士，所得高才生，如杨锐、廖平、宋育仁、王光棣、王秉恩、吴德潇等，皆尊经书院受学者也。又如名宿之士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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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收置门下者，如蒯观察光典、缪京卿荃孙、樊方伯增祥、王

　　侍郎文锦、王祭酒懿荣、郑贡生知同、易观察顺鼎、左口部绍

　　佐、袁刑部宝璜、林太史国赓；咸使之相与切磋，以通经致用期许。曾文正尝嗟异之，以为洪北江、朱笥河、阮文达督学，所以搜岩采干者，不过如此云。盖公于是时固以朱阮自许也。

　　公之抚晋也，首以禁种罂粟为务，而于差徭尤急意清理，且修井陉大道，以便商贾，晋民承灾沴之余，以苏其困。时阎文介长户部，以公所为有古大臣疏通知远之风，故遇事多乐赞之。会法越事起，应诏密陈战守机宜十七事，又密举中外文武人员五十九人。甲申春，内召密奏越事，遂命署两广总督。时值桂抚徐延旭、潘鼎新，溃军于镇南关外，越之北宁、山西、高平、谅山连陷，法水师提督孤拔，方率师船，纵横于闽广海上。台湾尤岌岌，仅赖淮军宿将章总兵、高元，肉薄夺取基隆炮垒，歼敌无算，祸用少。时公与彭刚直公，规画粤中战守，修虎门、横档大角沙炮台，形势稍固。彭刚直以公机敏达事，每推重之。公遂疏荐桂臬李秉衡办理粮台，旋擢署桂抚。又密保前广西提督冯子材，北海镇总兵王孝祺，募钦、廉、材、武敢死之士，将以出关，遂有谅山之大捷，为近世中国战史上第一奇功。法提督亡于阵，法之议院大哄，遂起攻其==，首相茹连斐里告退。公与彭刚直以敌可乘也，请因势进兵，规取北宁河内。会马江师覆，朝议方羁于缔和，不许公奏。公与彭公抗疏力争，言至痛切，海内读者皆感动。然庙谋已定，弃越不可挽回，惜哉！而公因是与李文忠有隙矣。公为疆吏，颇师胡文忠之救邻，无畛域见（公移节湖广，曰谒胡文忠祠，有诗云：“敢云驽钝能为役，差幸心源早得师。”可以见其志矣）。

　　其在粤也，尝遣师船以援福州中岐马尾，复筹饷数十万，济台湾帅刘铭传。又用厚饷招保胜州，孤军入关，此军即世所称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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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黑旗兵”，刘永福所部，法人所畏者也。迨公去粤，当事疑刘而遣散之。甲午之败，诸军无一足恃。公言及此，尝扼腕不置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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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第十五节张文襄之敢言极谏

　　张相续假未满，遽闻出缺，全国臣民必视为重大之变故。

　　朝廷失一老臣，于政治之设施，其影响亦甚多。而张相平生，足以表见于国中者，或毁或誉，至此当有定论。窃思古之致身事君者，苟其宅心忠正，致为国用，则其一身之存亡，必关系于邦国，而况老成练达，受先帝之顾命，为贤王所倚重如张相者乎？独是尚论古人，卓然称为贤臣者，如汉之贾山、汲黯，唐之李泌、郭子仪，宋之范仲淹、司马光，彪炳史册，后先辉映。然迹其平生，各行其志：或以诤臣称，或以能臣称，或则以良臣称，其遭际不同，操术亦异，固未可强而并论。即近世宰辅，如胡文忠、曾文正、沈文肃、李文忠辈，亦莫不始终如一，各有独志之行，传之后世。以类相绳，可以知其若为诤臣，若为能臣，若为良臣者，而独可以论张相。

　　张相当文学侍从时，即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。朝上封奏，夕发弹章，意气粗疏，昌言无讳。内而官廷帷幄之机宜，拨乱反正之深计；外而疆臣职吏，尤多掊击；京师均目为清流。同时并称者，有黄体芳、张佩纶、刘恩傅、陈宝箴、宗室宝廷、邓承修诸公，而张相实为之领袖。夫以朝野无事，举国熙恬，而远见先识，已肃然私忧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致贵近侧目，皆欲得而甘心，曾不稍挫其志，直声震天下。而变法自强之议，亦即萌芽于此时矣。是此一时代也，张相固俨然诤臣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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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既而以巡抚辞京阙，扬历南东各省。所至之处，一以提倡新事业为志，而新学业之最著称者，则两粤两湖为尤盛。如路，如矿，如农林，如工厂，如学校，罗致人才，筹划款项，不足则借债以赶建设，虽地方实力，或有不及，而致讥于挥霍失对贿。然当此过渡时代，民智屯塞，政治变革之际，能以雷厉风行之手段，措置锐敏，实足趋物质文明之进步。今东南数省，经营稍易，而路矿汽机之业，得以举轫先发，未始非食张相之赐也。是其中年精壮，力任艰难，旦夕兼营，不辞劳苦者，实可以能臣称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