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溪杂记

双溪杂记　　（明）王琼撰

　　昔司马迁罪废之余作《史记》，为万世史学之宗。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纪述，若无统理，然即事寓言，亦足以广见闻而资智识。其所纪时事得于耳闻目击，有出于史册之所不载者，皆足以示劝惩而垂永久，是宜人见而爱，爱而传之于不泯也。然其所纪载，闻见或不实，毁誉或失真，甚至杂以诙谐之语，怪诞之事者，亦有之矣。若是者虽传于世，读者何益焉？惟夫事核而词简，理明而论公，大而有关治道，小而切于日用，虽曰信手杂录，而举一事寓一理，使读者忘倦如刍豢之悦口，斯不为徒言矣。予所居岩穴，在双溪之间，恰神养气之余，忽有所思，辄录于册，久而成帙。虽不敢自谓尽合道理，然皆纪实无空言者，格物君子得而观之，未必无所取云。

　　阴阳五行，动静循环，本无一定，故世道反复相寻，亦无一定。试观历代帝王创制立法，未有久远可行而无弊者，气数使然也。若曰：“自我立法，万世无弊，圣人不能矣。今以法制不能尽善者论着于左，有志经世者欲求至当，必将有感于斯焉。尧禅舜，舜禅禹，善矣。魏禅晋，周禅隋，未善也。禹传启，武王传成王，善矣。秦传胡亥，隋传杨广，未善也。然则传贤乎？传子乎？未可定也。封建善矣，争夺之害生。郡县善矣，数易之弊起。然则封建乎？郡县乎？未可定也。有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之为君，则有皋陶、伊傅、周召之为臣，下至汉、周、萧、曹、丙魏。唐用房、杜、姚、宋，宋用韩、范、富、欧，善矣。赵高、李斯灭秦，王莽、曹操篡汉，虞世基、李林甫、牛僧孺乱唐，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亡宋，未善也。然则将立相乎？将不立相乎？未可定也。井田善矣，琐碎之弊生。阡陌善矣，兼并之患作。然则井田乎？阡陌乎？未可定也。寓兵于农，善矣。边夷之侵不可行，聚兵于卫，善矣。坐食之久终自困。然则将为农兵乎？将为卫兵乎？未可定也。什一而税，以一方之贡供一方之用，善矣。转输有远近，脚费有多寡，将裒益之使平乎？抑随其地而任其轻重乎？未可定也。有兵政则有马政，马育于监苑善矣，兵不得而熟习焉。马给于兵善矣，马不得而蕃息焉。然则将育于监苑乎？将给于兵乎？未可定也。古昔圣帝明王创立制度，令子孙世守，不许变更，然终不能使其必不变者，非帝王智虑有所不及也。势之所使，不能不变耳。亦犹造化阴阳昼夜寒暑不能一定，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。

　　国初，天下诸王皆置护卫，有兵权。至太宗靖难后，遂皆革罢，不许来朝。初制亲王岁支禄米一万石，后因地方丰歉，或有减支。郡王将军俱有常禄，亦因民供有限，悉减支一半本色，一半折色，其折色多不关支。又如初封郡王岁支二千石。以后袭封具支一千石，后亦有例，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。又如郡王生子，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。庆成王生七十子，夫以七十子论之，一岁皆支米一千石，反多于亲王禄米矣。先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，俱于庆府一万米内分拨，并军校亦于大府分出，不知彼时奉何事例？又如镇国等将军年十一二岁，即请封号禄米。弘治某年，因灾异，礼部会官议修省事件，郎中慈王纶白于诸大臣，定议：“镇国等将军年及十五岁，方准拨支禄米。”至今行之，以民供论之，则日益不及。以宗室论之，往往衣食不继。又宗室隆为庶人者，计口月给米一石，比与将军中尉反得实支。宗室例不种田、纳税、商贩、营利，而常禄不给，势所必至矣。

　　国初定制，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，如知县月支米七石，岁支米八十四石，足勾养廉用度。后改四品以上，三分本色，七分折色；五品以下，四分本色，六分折色。后又改在外官，月支本色米二石，其余俱支折色。其折色以钞为则，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，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。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，外官通不得支。此贪婪之难禁也。

　　国初官制全论历俸深浅转升，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满升一级，从五品又历俸三年升一级，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满，论繁简升转，此定制也。如宋景濂，洪武二年除学士，十年致仕，五品终身。自洪熙以后，选法渐变。盖因四品已上官渐少，五品以下官渐多，卑官皆升，高官无缺不得升，或卑官未该升，高官急缺亦须升补，以此有不待缺而升者。如翰林院学士、春坊殿阁大学士有升至尚书、侍郎带虚御者，通政使、太常卿、国子监祭酒及由序班出身升至鸿胪寺，乡医士出身升至太医院使，写字出身在内阁书办升至编修、郎中等官皆有。升至尚书、侍郎带虚御者，皆因该升而无缺也。又有急缺而皆无可升之人，则与署职，如六部署郎中、员外郎是也。然署职之例惟行六部司属，其余衙门无之。如给事中之上，监察御史之上，序班、行人、中书之上，俱无五品官。翰林院五品官五员，以此俱无署职。国初有御史升主事者，如佥都御史升侍郎也。然翰林科道官职专讲读，弹劾近侍清要，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，乃于科道部属中各论其历俸年深者，不次升补。翰林官不历政事，故不外补中书。九年升各部员外郎，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升，八品官最为贫苦，此建官之制之变也。盖转迁虽有资序，官制则有定员，若资序虽当迁转，而官无员缺，则但仍旧任不迁。中间年深政绩卓异者，加升俸级，必待有缺方迁补之。则黜陟之典，额定之员，两不相悖矣。

　　国初定黜陟之法，即古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之意。今百官历俸三年、六年、九年考满三次，方论黜陟是也。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满而升去者多矣，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。又三年一朝觐，考察不候满考而黜去者多矣，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。既行三载考察之法，又行遇缺推补之例，天下庶官九载考绩者几何人哉？况四方之远，一官赴京考满，往回劳费且误公务，惟许令本处考核庶为使也。方面官有巡抚都御史、巡按御史开报考语，亦令就任复职待朝觐定黜如此，朝觐之典、考满之法两不相悖也。

　　天下官员设额若干，计筭取士，须是勾除用。若官多人少，则官职旷虚；或官少人多，则人才壅滞。洪武初，天下学校养士，岁贡一人，后三岁贡二人，通计三岁不过一千余人。后开设举人科、进士科，每省多不过四十人，进士多不过百人，取士之数足当任官之数，而又罢黜者多，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。科贡之外又有人才之选，自后人才虽稍充积，然待选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选除。今各部历事监生，三月之外考勤上选，旧法犹存也。但因历年开贡开科，加以纳银纳粟事例，监生积累至数万余人，考勤后一年余仍留在部，及放回听选，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选，往往衰颓迟暮之人，方入仕途。是以吏治不精，民不得所。若取士贵精而不贵多，及既用之后，贤者久任，不贤者速去，久之使百司庶府尽皆得人，民生不安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。又科贡二途未必能尽网罗真才，如黄福以贡士，杨士奇以儒士，胡俨以举人，是以进士未必皆优于举人，举人未必皆优于贡士。进士、举人、贡士之外也，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，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，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，斯能尽一世人才之用，而科目之选并行不悖矣。

　　翰林学士专掌词命代草，然亦有预议朝政者。如唐宪宗时，裴泊、权德与为相，然军国大事必与学士李绛等谋之。盖学士备顾问则可，若专委决大事则置宰相于何地？如学士陶榖出制草于袖中，使宋太祖受周禅以后，世论之必以为有翊戴之功，然宋太祖未尝宠任。尝曰：“陶榖代草，依样画葫芦耳。”终不登之政府。盖以视草之人即为府相之托，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。

　　国初，在内设中书省，置左右丞相，在外设行中书省。盖太祖圣神文武，凡事独断，然其初亦以任相为务。尝与诚意伯刘基论可为相者，基曰：“夫宰相者以义理为权衡而已，无预焉者也。胡惟庸小犊相偾，辕而破犁矣。”后胡惟庸为相事败，遂罢丞相不设。

　　《祖训首章》云：“敢有奏请设立丞相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本身凌迟，全家处斩。”《大明律》云：“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。”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之失，为虑至深远也。朱子着《中庸或问》，“致敬大臣章”有云：“使大臣而览也则可，如不览则所谓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，御下弊上，以成其私，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也？”曰：“彼其所以至是正坐，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。使其能明此义，则必以正心、修身为本，而得其人以任之矣。不幸而有赵高虞异，李林甫之徒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。苟为不然，吾恐君上之权不在大臣而移于左右，其为国家之祸可胜言哉！”朱子此说，是欲君圣臣贤两得其人也。然自古以来，虽有贤君，而奸臣蒙蔽者多，岂能君臣皆得其人哉！惟我太祖垂训立法，高出千古。罢丞相，分任六卿，无偏任独任之弊。此法世守之，朝政悉付六卿，如有违法，台谏得纠正论劾，朝廷端拱以昭临于上万世无弊矣。

　　尝见纪国初事迹者，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，其职不过代草词令。凡制诰、碑文、祭文多出御制。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、祝文、祭文，虽臣下所用，亦出御制。至于武臣诰命，皆组织之不书。其每日群臣奏章，面奏取旨毕，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，奉到旨意覆奏。永乐初，始建内阁于东阁门内，命解缙、黄淮、胡广、胡俨、杨荣、金幼孜、杨士奇七人在阁办事，寻升侍讲。

　　仁宗皇帝正位东宫，皆转春坊官。凡草制、纂修等事，惟翰林院掌之。如永乐十三年纂修《性理大全书》成，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、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。盖虽春坊官，必须兼翰林院职御方得预纂修之事，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右春坊大学士，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。今尚书在内阁办事，六部请敕手本，只云合用手本，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，则旧意犹存可考。终永乐之世，二杨官止五品，盖为衙门所拘。

　　仁宗登极，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，寻升少保，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；又升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，永乐间系狱十年，至是释出，擢翰林院学士，寻升太常卿兼学士，内阁办事。此三人皆以龙飞超升委任，不可以例论也。后杨溥丁忧起复不入阁，宣德间因九年三品职满方升礼部尚书，学士如故。英宗即位，复命入内阁。正统四年，修《宣庙实录》成，进少保杨士奇、杨荣俱进少师。号“三杨”。然自此官制一变，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。至于序班、典乐等官，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、太常寺事，皆三杨开其端也。正统初，三杨在内阁，杨士奇虽偏而少私，能持公论。杨荣宽恤休息小民。如兵部尚书王骥始建议欲差御史巡行天下，清勾军丁，屡止之。骥后力奏不已，乃从之。凡事循守旧规，不轻改变，亦未敢肆意行私。盖虽承祖宗威权之后，亦二公心术纯正也。然于国家大治体，以未谙习。如北征之马聚于马房，营造之兵终归匠籍，中官委外，遂为常规。南京兵冗而不知悉减入屯田，北京卫多而不知沙汰为精锐，律书变改始于徒法废而流法亡，军职冗滥并枪比试之法为虚文，降级克军之法弃不能用，皆不能讲究修复。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远及于浙江、湖广，而不知折征以宽直达旧额。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俱改折征，每石银二钱五分。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之民，岁输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，则今陆运本色若折征每石折银一两，是北方民税一石当南方民税四石之数，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税有南北轻重之偏。故曰：“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者，岂敢诬哉？”

　　柳宗元论晋文公，问寺人勃鞮以赵衰，宗元以为不官，谋及媟近以忝王命。其后景监得以相，卫鞅弘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，晋文公也。此论欲信任大臣，不信任宦官，诚为至论。然自秦汉以来，文臣误国者岂少哉？若谓赵高、李斯之罪，大相远勃鞮虽贤而不可听，恐于理终有未安。《书》曰：“稽于众。”又曰：“仆御侍从，罔匪正人。”舜好察迩言，《孟子》论用贤初及左右，故询于刍荛不遗葑菲，惟求其合理得中，不偏于一途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果如宗元之论，是以人而废言矣。予不能无疑焉，姑识之就有道而正焉。

　　正统己巳秋，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，力排和议，身任总督军务，选将练兵，坐摧强虏，光辅中与，厥功非细。及虏酋也先遣使来言，欲差大臣往迎上皇，都御史杨善使虏，不恃一缯，以口舌憢譬，国威不屈，遂得回銮。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，功在社稷，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，扬眉吐气于班行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？奈何于公效用之日，正小人侧目之秋。故事几一变，挟之以忌嫉之私，而乘之以众怒之隙，于公于是乎难免矣。盖上皇回銮居于南城，又废皇储，而谦乃见用于景泰之人，此第一可乘之隙也。景泰旧臣失倚，苟以迎驾为名，自可邀功希宠，此可乘之隙二也。非造谗言中伤谦等，则夺门之事为无名，迎驾之举为无功，此可乘之隙三也。危疑之际，兵权是赖，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后事可济。然不怵之以大利害，则亨或不从，故驾其说于石亨等曰：“王文、于谦已遣金牌敕符，取襄王世子矣。”又曰：“欲拿亨等数人掌兵者。”由是亨惧祸及，而与吉祥、徐有贞辈内外相应，密谋固结，而谦等骈首就戮矣。程篁墩先生敏政论于肃愍公谦之受诬，以谓主于柄臣之心，和于言官之口，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。首祸之罪，则通于天矣。春秋讨贼必先党与，恶可置之末减而自异于孔氏之家法哉？可谓万世之公论矣。中官吉祥者，传太后敕旨，令石亨等迎贺有功，然不通文墨，恐事归司礼监，以此极力赞说，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。时徐有贞、李贤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，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，而贤阴助之。先吏部侍郎缺，调兵部侍郎项文曜于吏部，李贤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，盖嫌于升本部，与尚书王翱并之意。谦尝荐文曜、贤，以为今调出谦意，深衔之。后给事中王镇等劾文曜为贤奸党，都御史萧维祯亦吉祥所引用。文致谦罪以为欲行，主立外藩依谋反者，律凌迟处死，以文曜为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。其事载于李贤所著《天顺日录》，并都察院萧维祯所构狱案，皆有可考。《天顺日录》内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，知无不言。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，及其当道，予持公以助之，遂改前辄。观此则有贞诬害于谦之事，谓贤不与谋情乎？况《日录》所著，屡短文曜以为党附于谦，士林非笑，不知于谦非邪人，而文曜党附为何事也？唐李训、郑注为宦者，王守澄等所引用，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，而李训又恐郑注独擅其功，遂致甘露之祸。徐有贞、李贤为吉祥、石亨所引用，既而虑为二人所累，欲以至公除之，几致祸变。如石亨每来内阁议事，则欲出己意，而令内阁行之。徐有贞等得无厌乎？一日论及江西隐士吴与弼，亨慨然欲荐之。贤乃代草付亨奏之，则吉祥、石亨与徐有贞等李贤相亲厚可见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