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院学规

　　每岁春秋上丁日开讲会友，至仲丁日设祭先圣之后为止，凡十日。依古礼三斋七戒之期为十日，讲习之实是日会友初到，先谒圣，次谒三公祠，次谒道南祠，讲毕再谒圣，俱行一揖一躬礼。入座东西两班，客东主西。两班中各以齿序，不必东西走易。供书案，班揖，撤书案，班揖。客后至，班揖。勿乱威仪，勿私笑语，勿谈时事，质疑问难，俱于听讲毕后任从枚举。远客相访，即于会所答拜，不必至客舟客寓。通名只用单帖，每期会友必登姓氏，以念后日操履。是日午饭后齐集座上，只设一点充饥。为远宾设馔，止用四簋，两荤两素，不杀生，酒只数行。
　　江苏省
　　●虞山书院
　　在常熟城。原名文学书院，又名学道书院。元至顺二年，邑人曹善诚建。中祀孔子弟子里人言偃（子游），辟讲堂，列斋舍，有司上其事，设山长主之。至正末毁。明宣德间改建，更名“学道”，寻又圮。嘉靖四十三年，改建于虞山，仍名“文学”。万历初毁天下书院，仅存祠。三十四年，知县耿橘重修，辟有大门、经正门、富美门、游艺门、乐寿门、学道堂、体圣堂、有本室、讲武厅、谢圃等，更名“虞山”，聚众讲学，与东林书院相呼应。有《虞山书院志》刊行于世。天启中又废。崇祯年间言氏后裔复其地。清康熙、雍正间几修几圮。惟言子祠、莞尔堂存。言氏后裔时加葺治，地方官春秋祀之。咸丰年间又毁于兵火，仅存言子祠。
　　耿橘：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（明万历年间）
　　父子之道仁帝尧曰：“父子有亲。”子思曰：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孟子曰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”为人第一要行孝，为学第一要识仁。孔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。”程子曰：“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”必仁而后可以事亲，若不仁，事亲皆伪。这个仁字可识得么？此学道堂中之先务也。
　　兄弟之道义帝尧曰：“长幼有序。”孟子曰：“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。”从兄便是序，序，便是义。伯兄乡长，庸常斯须之敬，非由外有，则义可识矣。必义而后可以从兄，若不义，从兄皆伪。这个义字可识得么？此学道堂中之急务也。夫妇之道礼《周南》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夫雎鸠何尝不匹处，但人不得而见之。是鸟之有礼者也。帝尧曰：“夫妇有别。”别便是礼，不混杂以居，必端庄而处矣。孟子曰：“礼之于宾主也。”古人夫妇相敬如宾，方是有礼。天诸凡等杀由礼而生，而礼岂等杀哉！必礼而后可以齐家，若不礼，齐家皆伪。这个礼字可识得么？此学道堂中之要务也。（以上三条，入而在家之道，然未尝不达于外也。）君臣之道智孔子之仕，原以见行可为主。帝尧曰：“君臣有义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，必见得可行其义而后仕。”仕止久速存乎智，故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而曰：“智譬则巧中，非尔力旨哉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智临大君之宜。”《吉书》曰“在知人”。樊迟问智，子曰“知人”。子思曰：“聪明睿智，足以有临，鱼水相得。”智合斯义，行矣智哉。留侯善藏其用，能用高祖，智斯大矣。射之巧拙，不靠于人，我智复何在哉！必智而后以事君，若不智，事君皆伪。这个智字可识得么？此学道堂中之大务也。
　　朋友之道信帝尧曰：“朋友有信。”孔子曰：“朋友信之。”曾子曰：“与朋友交而不信夫？”不信则终日同席而讲，连袂而游，共事而行者，总是一场大伪。哀哉，此非利交，即势交，即名交，不如无朋之为愈矣。子思曰：“不言而信。”孟子曰：“有诸己之谓信，而信可识矣。”必信而后可以交朋，若不信，交朋皆伪。这个信字可识得么？此学道堂中之重务也。（以上二条，出而在外之道，未尝不达于内也。）
　　●钟山书院
　　在江宁城（今南京）。清雍正元年，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，选通省士子肄业其中，延师教训，月给廪饩，世宗御赐“敦崇实学”额。十一年赐帑金千两，定为省城书院。乾隆元年，总督尹继善勒石《白鹿洞规条》和《分年读书法》于讲堂，院长杨绳武定规约十条，强调立志立品，勤学读书，穷经通史。四十六年，总督萨载定书院规条，院长钱大昕定条约。乾隆时期院内生徒已达数百人，分内课、外课、附课三类，外籍者有本学学官印文可附试，并拨给驻防八旗子弟名额。附课无额，后无论本省、外省士子均可肄业，规模甚大。课程初以科举诗文为主，乾、嘉、道间主讲者多欲改之。卢文弨两主院事，历时十年，《钟山札记》即其在书院校勘所积。钱大昕掌教四年，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，《廿二史考异》即在此写成。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起先后掌教主讲二十年，以古文义法教生徒，门弟子知名者甚众。其后朱珔每月立小课以经解诗赋试士，胡培翚倡导实学，唐鉴倡程朱之学，风格各异，然成就皆卓。道光九年，布政使贺长龄筹款新建院中斋舍，为书院课艺集作序，勉励诸生“毋以文视文，而反之于心，必求其有得”，出所编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以教士。咸丰年间，曾国藩借地重开，“堂庑斋舍之制十不逮一”。光绪七年，总督刘坤一“乃规旧址廓而新之”。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。
　　杨绳武：钟山书院规约
　　清乾隆二年
　　一、先励志
　　士莫先于立志，宋王孝先曰：“平生志不在温饱。”而范希文自为秀才时，即以天下忧乐为己任，志先定也。士君子束发受书，当以此等古人为师法，使志识坚定，气量宏远，立朝必能建树，居乡亦足模楷。若立志不高，委琐龌龊之见，缠绕于胸中，他日即有造就，亦自卑隘。否则，庸庸碌碌，无当有无之数，岂不辜负一生！”
　　一、务立品
　　《礼记·儒行》曰：“近文章，砥砺廉隅（廉隅：棱角。比喻人的品行端方不苟。）。则知廉隅不立，未可恃文章为能事也。唐裴行俭曰：“士先器识，而后文艺。”故其时王、杨、卢、骆号称四杰，不一见许，况其才远不逮此者乎？且四子犹是文士浮华之习，若等而下之，平时不知植品，临事必至贬节。青史所载，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裂者甚众，大可惧也。慎之，慎之！有囊萤、抱火、断緅、磨铁者，况安坐书院，廪饩日给，而玩时愒日，业不加进，不惟上负朝廷养士之恩，而自待居于何等。韩子又曰：“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。”果能奋迅力学，三年五年之间，必有以报其勤苦者，勿谓余言不验也。经之名起于《礼记·经解》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
　　一、穷经学
　　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所谓“六经”也，亦曰“六艺”。《史记》载籍极博，必考信于六艺。“五经”之名则自汉武置五经博士始，合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春秋》为九经，益以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为“十三经”。唐开成中有“九经”之刻，宋李至、刘敞各有“七经”之说，其后或为“十经”，或为“十一经”，至“十三经”而大备。说经者或为传，或为学，或为笺注，或为疏解，或为章句。“十三经”有注疏，“五经”有大全，而注疏、大全而外又有历代经解。其书具在，都未失传，真理学之渊海也。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，宋儒之学主义理，晋、唐以来都承汉学，元、明以后尤尊宋学，博综历代诸家之说，而以宋程、朱诸大儒所尝论定者折衷之，庶不囿乎一隅，亦无疑于歧路。古人穷经，不专为文章，而文章之道无涯，《周诰》、《殷盘》，诘屈聱牙，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。”柳子曰：“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变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。”合二子之论文，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于《经》不可矣。史之体有二：一曰纪事，一曰编年。《史记》
　　一、通史学
　　以后，“二十一史”皆纪事也。司马氏《通鉴》，朱子《纲目》，皆编年也。纪事之体又有二：一曰纪传，一曰表志。纪传之学，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集其成；表志之学，杜佑《通典》、郑樵《通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汇其萃。正史而外，又有旁史、旧史，如荀悦《汉纪》、刘昫《旧唐书》之属。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、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俱有续者，而前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后如胡寅《读史管见》，皆史学之科律也。要而论之，文笔之高莫过于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、马贵与，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《纲目》。师子长、孟坚之笔，综渔仲、贵与之学，而折衷于朱子之论，则史家才、学、识三长，无以复易矣。
　　一、论古文源流
　　今人言古文者，动称八家，不知八家之于古文委也，非原也。古文之原当溯诸经，尤溯诸之最先者。经莫古于《尚书》，亦莫高于《尚书》。伏羲画卦，未有文字，《易经》之文多出《尚书》后，《尚书》千古文字之祖也。《典谟》，纪传之祖，《禹贡》，志乘之祖，《誓诰》，诏令之祖，《伊训》、《说命》，章疏之祖，他可类推。诸经各专一体，不能尽古今之体势，《尚书》诸体皆备，而文又最高，古曰祖也。《尚书》以后，能以文章继其传者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得《左》、《国》之传者八家。《尚书》宿海也，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龙门、积石以下八家，则九河人海之处也。其余诸子百家，亦无能出《尚书》之范围。譬如淮、济、渭、洛，必达于河而后可入于海也。今人读《尚书》知尊之为经而不敢目之为文，愚恐数典而忘祖，故为推原。其所自详，则俟与诸生细论焉。
　　一、论诗赋派别
　　诗原于三百篇，犹古文之原于《尚书》也。雅变而为风，风变而为骚，骚变而为赋，为汉、魏乐府、古诗，实出于一原者也。汉、魏以后，子建为建安之杰，士衡为太康之英，灵运为永嘉之隽，此钟嵘《诗品》之说。而前有嗣宗，后有渊明，皆未之及。其实，陶之与阮足为魏、晋弁冕。永明以后，江左浮艳，而元晖为太白所宗，子山为子美所出，未可轻訾也。唐初承六朝余习，陈伯玉始变为古风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而李、杜、王、孟、高、岑杰然并出，极盛一时。要以尽古今之体势，兼人人之独专，则元微之所云：“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”。嗣是而为大历，为元和，为长庆，为开成各名家，过此以往，自郐无讥。高廷礼《品汇》有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分，正始、正宗名家之目，虞山钱受之极诋之。要其源流升降次第，井然不可没也。赋者，班固以为古诗之流，宋玉、景差立其体，司马相如、扬雄之徒畅其风，至《二京》、《三都》而巨丽极矣。然论者或有叠床架屋之讥。自唐以前皆古赋，唐以后乃有律赋，而庾子山《哀江南》一赋，以古赋之气体擅律赋之声情，且一代之兴废盛衰具备，于是兼有诗史之义。尝窃论之：屈子之《离骚》一变而为庾子山之《哀江南》赋，庾子山之《哀江南》赋一变而为杜少陵之《新乐府》，此如鲲鹏之化身，二而实一者也。又少陵之《新乐府》，诗之变大雅也；白香山《讽谕诗》，诗之变小雅也；张文昌、王仲初之《乐府》，诗之变国风也。此皆愚之蠡见，俟暇日与诸生细质之。[
　　一、论制义得失
　　制义之体起于宋，而明代用为取士之制，本朝因之。洪、永之时规模草创，元气浑沦，至成、弘而称盛。成、弘、正、嘉之文理胜而法具，隆、万之文法密而才寓，天、崇之文才盛而法变。国初之文与天、崇相上下，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，故其时为极盛。后此风气递变，作者代兴，要未有能驾乎其上者也。近二十年来，文章之病有二：槁其面目，钝置其心思，开卷索然，了无意味，假先辈之病也；臃肿其支体，痴肥其肠胃，捲卷茫然，不知何语，烂时文之病也。有起而矫之者，又或貌新奇则实庸腐，外崛强而内空疏，牛鬼蛇神，虎皮羊质，是为假西江假国初，盖不培其本而澄其原，故无以起其靡而矫其陋。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，何也？多读书之谓也。多读书以为根柢，则熟于古人之义理，娴礼古人之法度，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，识见、气味、骨力亦因之日出，发为文章，有平淡朴实而无所不包，有光怪陆离而一尘不染，有规行矩步而通变无方，有千变万化而一丝不走者，奇正浓淡无施不可，清真雅正于是乎出。学先辈者真先辈，学西江者真西江，学国初者真国初，即为时文亦非烂时文矣。
　　一、戒抄袭倩代
　　韩子曰：“戛戛乎陈言之务去。”祖孝征曰：“文章须自出机杼，岂可寄人篱下。”若袭前人之文字，借抄于手，其为寄人篱下也更甚，岂但陈言之未去哉？至于倩人捉刀，尤为士君子所不齿。《颜氏家训》曰：“齐、梁之间，贵游子弟雇人答策，假手赋诗，及时异势移，至为人耕田养马，良可叹也。”颜氏重以为戒，学者岂可或蹈其辙？又温飞卿每入试，尝为邻铺作文，朝士薄其行，后卒不第。由此言之，不惟乞人倩代者固属无志之尤，即为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。诸生各知自好，必不屑蹈此弊，倘一犯之，当特置劣等以惩。若有在院人役作弊传递，察出，即将传递之人送监院官惩责。一、戒矜夸忌毁学者须虚心服善，文字果佳，亦本分内事，且学业无尽，进一步又有一步，工夫何用矜夸？若文字未到，便当克己自反，用功求进，忌毁他人，何与己事？至于课列前后，文有一日之短长，学有异时之消长，正当各自努力，前列者勿遽自夸张，后殿者亦无谩相诋毁。以上数条，皆往岁丁巳愚初至书院时所设以诏示来学者。时制府庆公、方伯晏公见之，俱与愚意契合，晏公更为之跋，今并录于后。继之者那公、郝公、武陵杨公、宗室德公，亦以为不可复得。及今制府尹公来，尤相印可。又渐摩日久，待士之隆，养士之厚，鼓舞振作更倍往时。今以书院会课付刊，尹公已为之序，余即录此以引其端，可不更赘一辞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