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经注疏

水经注疏
后魏郦道元撰
宜都杨守敬纂疏
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
《水经注》序
郦道元
《序》曰：[一]《易》称天以一生水，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。《玄中记》曰：天下之多者水也，浮天载地，高下无不至，万物无不润。[二]及其气流届石，精薄肤寸，不崇朝而泽合灵宇[三]者，神莫与并矣。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。昔《大禹记》[四]着山海，周而不备，《地理志》其所录，简而不周，《尚书》、《本纪》[五]与《职方》俱略，都赋所述，裁不宣意，《水经》虽粗缀津绪，又阙旁通，所谓「各言其志」，而罕能备其倡导者矣。今寻图访迹[六]者，极聆州域之说，而涉土游方[七]者，寡能达其建照，纵仿佛前闻，不能不犹深屏营[八]也。
余少无寻山之趣，长违问津之性，识绝深经，道沦要博，进无访一知二之机，退无观隅三反[九]之慧。独学无闻，古人伤其孤陋，捐丧辞书，达士嗟其面墙。默室求深，闭舟问远，故亦难矣。然毫管窥天，历筩时昭，饮河酌海，从性斯毕。窃以多暇，空倾岁月，辄述《水经》，[一〇]布广前文。《大传》曰：「大川相间，小川相属，东归于海。」脉其枝流之吐纳，诊其沿路之所躔，访渎搜渠，缉而缀之。经有缪误者，考以附正。文所不载，非《经》水常源者，不在记注之限。
但绵古芒昧，华戎代袭，郭邑空倾，川流戕改，殊名异目，世乃不同，川渠隐显，书图自负，[一一]或乱流而摄诡号，或直绝而生通称，枉渚交奇，[一二]洄湍决澓，[一三]躔络枝烦，条贯系伙。[一四]十二经通，尚或难言，轻流细溠，固难辩究，正可自献径见之心，备陈舆徒之说，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所以撰证本《经》[一五]，附其枝要者，庶备忘误之私，[一六]求其寻省之易耳。[一七]
校记
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原《序》（据卢文弨借臧琳钞校绛云楼宋本）
[一]　臧氏校本无篇首「序曰」二字，《大典》本有之。
[二]　《大典》本、宋本作「高下无不至，万物无不润」，皆无两「所」字。赵据柳大中本，亦无之。
[三]　「泽合灵宇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、臧本皆作「宇」。按宇寓一也。柳大中钞本亦作「寓」。
[四]　「《大禹记》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作「记」，臧本作「经」，卢校从之。柳大中钞本亦作「记」。
[五]　「《尚书》、《本纪》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「纪」作「记」，诸本皆作「纪」。
[六]　「寻图访赜」　按：《大典》作「赜」，戴本从之。臧本作「迹」。卢云，「余疑是迹字，今见臧本果然。」柳本作「赜」。
[七]　「涉土游方」　按：臧本「涉」上有「而」字，《大典》本缺。柳本有。
[八]　「屏营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作「汀营」，臧本作「屏营」，戴本同。柳氏钞本「不能不犹」下中阙至「洄湍决澓。」
[九]　「观隅三反」　按：戴本、《大典》本作「三反」。卢云，当由习读《论语》者改之。今从臧本，对上「访一知二」，校正。
[一○]「辄述《水经》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作「述」，卢校从臧本作「注」。按据下文「布广前文」，作「注」是。戴本亦作述。
[一一]「书图自负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作「负」，戴本从之。卢校云：「疑是贸字」。按作「贸」于义为长。全本作「贸」。
[一二]「枉渚交奇」　按：卢校云：「书中亦每以奇为歧。」
[一三]「洄湍决澓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、柳钞本有注，澓音伏。卢校云：「新本书中，多加水旁作澓，旧本止作复字，故不从新本。」
[一四]「条贯系伙」　按：《大典》作「手」，全氏五校本作「手」，戴作「系」，柳大中本作「系」。
[一五]「撰证本经」　按：《大典》本作「三」，卢从臧本作「本经」，戴作「本」。
[一六]「忘误之私」　按：戴校「矜」作「私」，《大典》本、柳钞本作「矜」。
[一七]「求其寻省之易」　按：赵本《注》下阙，卢校本下有「耳」字，云：「《大典》本无耳字，臧本有。」按当有「耳」字足句，文义具足非阙。
附录：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郦氏原《序》、《跋》。此是郦亭原本，孙潜夫从柳大中钞本录得，惜其失亡已大半矣。然吉光片羽，要为天下至宝。而自篇首至鸿深也，詹氏小辨能举之，则在明中叶，此《序》未亡可知。而杨用修、黄勉补家书反遗之，何也？昔义门何氏，最称博览，深以不见此《序》为憾。仅从《玉海》摘取《大禹记》着数语，而云，必得宋本乃为全篇。则予今日之莸，较之先正，不既多乎？东潜民识。

《水经注疏》凡例
杨守敬
自阎百诗谓郭璞注《山海经》引《水经》者也而后，郭璞撰《水经》之说废；自《水經注》出，不言《經》作于桑欽，而後來益之說，為不足憑。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，其说是矣。余更得数证焉。《沔水经》：「东过魏兴、安阳县南。」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，《注》明言之，赵氏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，不知此正魏人作《经》之明证。古淇水入河，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，而《经》明云，「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」，此又魏人作《经》之切证。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、巴西郡，而《夷水》、《漾水经》文只称巴郡。蜀先主置汉嘉郡、涪陵郡，而《若水》、《延江水经》文不称汉嘉、涪陵。他如吴省沙羡县，而《经》仍称江夏、沙羡；吴置始安郡于始安，而仍称零陵、始安；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：此又魏人作《经》不下逮晋代之证也。
至于《注》中之文出于郦氏后者，如《漾水》篇中之长松县，是为隋开皇十八年所置，已为赵氏拈出。今余覆校《夷水》篇之宜都县，是陈天嘉三年所置。（《蕲水》篇之齐昌郡，明称后齐，则戴氏所增改。）他若梁武新制之郡县，《注》中所载甚多，不第引吴均之语为不比也。此皆后人羼入。
古书言水，名称错出，源流参差，郦氏以互受通称说之，遂觉涣然冰释。此例实发之《禹贡》。《禹贡》：「江汉朝宗于海」，盖以二水并大，非一水所得专其名，故并称之。班孟坚识此例，故湖汉水、豫章水同流，而各言入江；西汉水、潜水同流，而各言入江；其它入河、入海之水，如此者尤多。《水经》淇、漳、圣、巨等水并言入海亦此例，皆郦氏所谓互受通称者也，前人引而不发，至郦氏始明言之，真所谓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者矣。
亦有班氏未言郦氏引伸之者。班氏谓恒水入滱，卫水入滹沱，以恒卫释《禹贡》，以滱、滹沱缀《职方》。郦氏谓恒即滱，卫即滹沱，今本缺滹沱篇，以滱水例之必有此说。互受通称，而后知《禹贡》纪恒卫不言滱、滹沱之故。近儒谓恒虽小，曾所致力，故载之，滱、滹沱虽大，无所见功，故略之。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间，古昔有何泛滥；沽淀污下之地，今日方成泽国耶？知郦氏每树一义，上下千古矣。
顾亭林推朱《笺》为有明一部书，赵氏则多驳击，良由朱氏著书太多，未以全力赴之，故不免有得失。然征引秘文，自非胸罗九流者不能；且不轻改古书，在明人实为罕见。只如郦引《地理志》，并载王莽改名，其与今本《汉志》异者，赵氏必一一据改，安见今本《水经注》必误，今本《汉志》必不误也？
自朱氏校此书后，项骃复刻而掩为己有，又多删削，故其扑尘之功多隐。黄晟本因之，而朱氏原本遂微。王氏合校例云：「全载朱氏」，而遗漏甚多，想其所据为黄氏本，未见朱氏原本也。赵、戴亦似未见。
全氏之书，最为后出。王氏称慈溪林颐山斥为伪书。余按其书精华已多见赵书中，而其改订字句，则与赵十同八九。全为赵书作序，则采其说自在意中。惟戴所独见者，亦间有同之，则或王梓材之所为。然中有赵所不载者，虽未必一一皆当，自非沈酣此书者不能，谓尽属子虚亦太过。王氏合校本一概不录，殊为可惜。
全、戴、赵之相袭，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说。余今核之，赵氏校订字句，一一胪列原书，此非取诸他人，无容疑议。全、赵生前，本互相推挹，赵氏载全说，毫无假借，其有与近刻全书不同者，则有五校、七校之异。全书之从赵订，则概不着所出，未免掠美。此或出后人之校改，未必皆全氏之旧。
赵氏之袭戴者甚少，然亦间有一二。缘赵氏所订，皆着所出，其不着所出者，保非戴本，当是梁氏伯仲所为，卢抱经之言应不诬也。唯《经》《注》混淆之故，戴氏条例分明，确凿不易。赵氏所订，约略言之，终不了然。故段懋堂《经楼集》力以校正《经》《注》之功归之戴氏。又见赵氏校定字句，皆有所本，亦不能无疑，特以问诸梁伯子。惜余所得《清白士集元蜕稿》，未知其所答如何？或亦有难言之隐，竟不答之。
至于戴之袭赵，则昭然若揭。今观王氏合校本，虽百喙不能为之解者。若以赵氏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，冥符合契，情理宜然。然余谓事同道合，容有一二，岂有盈千累百，如出一口？余今所订，凡有赵氏所未检出者，何止数百事，皆故书雅记，初非僻典，何以戴氏亦未能订之耶？且有赵氏未检原书，以臆定而误者，戴氏亦即贸然从之，此又何说？
戴氏所订，但言近刻之讹，亦未尝以其所订者一一称为《大典》本，而其进呈序文则谓皆《大典》本，此则欺世之甚。观孔继涵所为《戴氏遗书序》言东原之治《水经》也，始于乾隆乙酉夏，越八年壬辰刊于浙东，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师，与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得《永乐大典》内之本，而以平日所得详加订正云云，则孔氏所刊，乃是戴氏重订次序之本（《水经注》篇目戴复位），即浙东所刊未全之底本。其时戴氏未见《大典》本，何以其所订一一与官本相同？则知戴氏得见赵本，以其书未刻，略为改订，冒为己作，而又尽删赵氏识语，以泯其迹。厥后得见《大典》本，遂居为奇货，此其不可问者。
若谓《大典》本是宋刊善本，故多与赵订相同，此亦不然。此书宋本，明代谢耳伯见之，孙潜见之，国朝钱遵王藏之，乾隆间沈大成亦见之，若果有与赵氏所订同者，何以谢耳伯、孙潜等所校之字不过百一，而亦未与《大典》本同？尤可证者，曹石仓藏书最富，所撰《名胜志》几以《水经注》全部汇入，其所订为赵氏所不收者尚千数百字，而其沿误与朱本同者亦不少。若谓曹氏不见宋本耶？何以异同间出，且有遗文？若谓曹氏见宋本耶？何以不能与赵戴同耶？乃知《大典》本与朱本实不甚有异同，张石洲之说自不诬。戴氏所称删正四五千字，以为皆从《大典》本出，然乎否乎？
若谓《大典》本尚在谢、孙等所见本之前，则《寰宇记》、《长安志》所引《水经注》诸逸文，何以不能皆备？是知《大典》本亦是残五卷之本，不能出《崇文总目》以前。且分三十五卷为四十卷是何圣从所为，《大典》本不闻是三十五卷之旧，知其所见亦不能出何圣从之先，况钞本夺误必多，有时戴改反不如朱本者，亦职斯故。
孙伯渊词章之士，于地理学甚疏，王氏合校本录之，则以其名重之故。余按其所校，多引《山海经》，与毕校本合。毕本故出伯渊手，此当非伪作，而地望多疏，不值与赵、戴作舆台，乃自称开卷便知《经》《注》错乱，又言以《史记索隐》等校之，不知《索隐》引此注绝少也。顾千里跋谓其用功甚深，对客澜翻，不须按本，此亦由千里地学不深见段茂堂《经楼集》，故推之过当。王氏虽录之，亦有微辞。吾甚惜王氏不为伯渊藏拙也。（按评孙星衍校）。
当郦氏时，滇黔之地，沦于爨谢，两汉州郡所在，未必一一得实，然去古未远，必犹有绾籍可寻。觀于橋溫亂流，豚郁異氏，婉轉以求合班書，必不肯鑿空會。唯叶榆水截温水而下，浪水枝津逆东江而上，更始水下入酉阳，谷水东径乌伤，颇乖地势，必其所据之图未精，遂致斯谬，其它固未可凭臆移易也。而陈氏未明互受通称之例，又不计其中有变迁流移，但据今日之图与郦氏不甚合，别为《水经注西南诸水考》以驳之，将豚水移而南，郦氏所指两汉故县尽行易位，曾不思武帝伐南越，由夜郎下牂柯，必不踰南、北盘江始行登舟也。王氏合校本不录陈书，似有微意。陈氏所著《汉志水道图说》，弊与此书同。（按：评陈澧书）。
郦氏所称故城，以《括地志》、《后汉书注》、《元和志》、《寰宇记》诸书证之，多有未经移徙者。段茂堂遂谓但是旧县，即称故城。余以为不然。以北魏《地形志》照之，如易阳有易阳城，馆陶有馆陶城，清渊有清渊城，皆汉晋故县也，而诸书多以北魏之县仍是故城，此由故籍无征，然不得谓魏收之无据。可知郦氏所称故城，初非率笔。亦有实非故城亦称故城者，本为废县，而不称故城者，或由传写之差，大抵可以钩稽得之，正不必坚执一说也。
郦氏书中，左右互错，东西易位，亦不一而足，此本形近易讹，按图考之，可以十得其九。亦有变迁，脉水寻源，合否立见。汪氏为图，任意倒置，非论证也。
郦氏于两水枝津相通者，多交互出之，而读者往往忽之，虽赵、戴不免，然此之津逮，不容差池，故亦多载之以谂读者。
郦氏固多好奇，而亦故以示博。凡引故事而各书有异同者，多裁截错综，贯为一条。若非遍检其所出，但据一二书释之，鲜不误者。然有竟不得其所出，海内博雅有以教我，亦吾师也。
全氏因《汾水注》引《左传》「台骀实沈」一条，谓郦氏经学之疏。不思郦氏博采贾、服，并征京、杜，且有独出己见为四家所不能分别者，其精研盲左，几非专家所及。至其史学征引《史记》封国之处，亦多为司马贞所不能知者。余尝谓郦氏此书，固地理之专家，亦经史之锁钥，非讆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