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史学史

晚周以前，有大史而无令，大读如泰，而义同大小之大，如《周礼》之大卜、大祝皆是。汉以后始改大为太，称为太史。《说文叙》云：“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。”而《汉书艺文志》亦有是语。是则改大为太，称太史令，盖自秦时始矣。《汉书百官公卿表》，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。《续汉书百官志》云：“太史令一人，六百石，掌天时星历，凡岁将终，奏新年历，凡国祭祀丧娶之事，掌奏良日，及时节禁忌，国有瑞应，掌记之。”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，谏大夫千石，而太史令为六百石，仅当于下大夫。故司马迁自云，常厕下大夫之列，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。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谓司马氏世典周史，而谈为太史公，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。此所谓天官者，即自序所谓，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，若在《周礼》，则属于春官，以当大史、大卜、大祝诸职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。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，“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，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，典天官事，后世中衰，绝于予乎，汝复为太史，则续吾祖矣。”(《史记自序》)又自言：“仆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之所戏弄，倡优畜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” 此皆可与《汉志》相印证。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，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、和也。古之史官，有司天事者，有司人事者，星历属于天事，文史属于人事，皆由记事之史司之(本刘氏师培说)。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，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，此亦古代史官与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。第《汉仪注》谓：“武帝置太史公，位丞相上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，如古春秋，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” 而刘知幾、钱大昕皆信之，吾谓此说非也。按《汉书。百官公卿表》，太史有令而无公，且秩仅六百石，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；即如《汉旧仪》所说，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，亦不得位丞相上。司马贞《索隐》谓，迁尊其父故称公，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，允矣。吾考《汉书律历志》及《兒宽传》，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，而不称公，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。且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，亦失之夸。《索隐》谓：“修史之官，别有著撰，则令州县所上图书，皆先上之，后人不晓，以在丞相上耳。”此解得之。汉世史有专官，职司记载，故命天下计书，于上丞相之外，分上太史，以为记撰之依据。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，以有数字者为主，易言之，即史料之一种也。再证以迁所自言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之所戏弄，流俗之所轻，益知位丞相上，绝无其事，而其职实合古大史、大卜、大祝三职而一之，亦不待烦言而解矣。且考《周礼》以大史介乎大祝、大卜之间，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；又有司巫；而大史所职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，亦与卜祝为近；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；(见《左》定三年)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，巫祝之事，尝以瞽者为之，又称瞽史。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，考记其事者，亦名为史。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，实缘古制，亦如周代之有大史，位非甚尊，此盖应诠之义也。
《汉书艺文志》，原于刘歆之《七略》，其叙诸子十家，谓皆出于某官；又谓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。所谓某官，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。章学诚尝于所著《校雠通义原道篇》，畅发此义云：
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。何则其叙六艺而后，次及诸子百家，必云某家者流，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，失而为某氏之弊。其云某官之掌，即法具于官，官守其书之义也；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；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，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；辨而别之，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。
又云：
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。《易》掌太卜、《书》掌外史、《礼》在宗伯、《乐》隶司乐、《诗》领于太师，《春秋》存于国史。夫子自谓述而不作，明乎官司失守，而师弟子之传业，于是判焉。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欲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。其弃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非也，其曰以吏为师，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。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，想见三代盛时，《礼》以宗伯为师，《乐》以司乐为师，《诗》以太师为师，《书》以外史为师，《三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此所谓官师合一，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。古人之要典，皆由百司之史掌之，故百家之学，悉在王官，而治学之士，多为公卿之子弟，就百官之史而学之，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。迨周之衰，王官失守，散而为诸子百家，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。而刘、班二氏溯其源，曰某家者流，出于古者某官，虽其所说，未必尽雠，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，藉是以明，章氏所说，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。秦人以吏为师，吏即史也，惟古今有不同者，一则学下逮于庶民，而百家之学以兴；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，而百家之学以绝耳。《汉志》谓道家出于史官，其为说之当否，姑不具论，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，近人多宗其说。至谓六经百家之学，悉出于史官，究有断限不明之嫌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，则无可疑者也。《庄子天道篇》谓：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见老聃，繙十二经以说。”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》又谓：“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。”而同书《孔子世家》及《老子列传》，皆谓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。或谓老子世为史官，掌周室之典籍，故孔子从而问礼焉，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。孔子身非史官，而修《春秋》，诚由王官失守，学下逮于庶民之故。然非西适周室，以观藏书，问礼于守藏之史，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。司马迁以身为史官，而修《史记》，正为合于古法，此亦应诠之义也。
最后更有一义，应为之阐明者，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。古人以乙部之书，原出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，吕不韦、孔衍、司马彪之作，亦称春秋、尚书。《管子法法篇》，言春秋之记；《墨子明鬼篇》，谓周、齐、宋、燕皆有春秋，又言吾见百国春秋；《楚语》申叔时言，教太子箴以春秋；《晋语》，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；此又孔子修《春秋》之同时，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。或又称志：《周礼》“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。”《左传》尝称“周志”，又曰“前志有之”，“史佚之志有之”，又称“仲虺之志”，《孟子》亦称“志曰” ，是也。或又称书：子产、叔游皆称“晋书有之”是也。《论语》记孔子两言史：一曰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，一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并指史官而言。《孟子》之论《春秋》则曰，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。，其文则史”，以史与齐桓、晋文对言，亦言人而非书。司马迁因《春秋》而撰《太史公书》百三十卷，其文中尝称秦记、牒记、史记，后人摭其语，称为《史记》，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，犹邦国之志、四方之志云耳。汉人曾直称《春秋》为史，如《公羊》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，传云，《春秋》之信史也，然亦未为通名。汉末刘芳作《小史》，三国张温作《三史略》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始以史名书，然谯周之作，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。至萧子显作《晋史草》，吴均作《通史》，许亨作《梁史》，李延寿更作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《隋志》亦改题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，至《宋史》之不称“宋书”，又以与南北朝之《宋书》同名之故，以下诸史皆因之，而史之一词，遂由官名，迻而为书名矣。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，应知设置史官之初，职司记事，品秩甚卑，其后乃有内史、大史诸号，侪于大夫之列。至于以史名书，则非古义，此不可不辨者也。
总上所说，可得数义：史为官名，其初如吏，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，一也。周代之左史、右史，即为《周礼》之内史、大史，而《周礼》五史，又为经制，不得轻疑，二也。汉世去古未远，史官之制未废，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《史记》，三也。史为书名，起于汉后，古代无之，只以名官，四也。古代学在王官，典籍为史官所专掌，故私家无由修史，欲考古代之史学，舍史官外，别无可征，五也。兹叙吾国史学，上溯其源，必首史官，义不外此。至于司马迁以后，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，即偶有之，多以他职兼典；而不能举其职，故改于他章述之。

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
吾国史籍之生，应在制字之后，故远古无史可言，近世考古学家，发掘地下之藏，就所得之骨骼器物，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，是之谓史前史，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，而与古人无与者也。《左传》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；《周礼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《郑注》即以灵王所谓三坟、五典释之；贾公彦疏，引《孝经纬》，谓三皇无书，此云三皇之书者，以有文字之后，仰录三皇时事。按《尚书伪孔传叙》云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五典；八卦之说，谓之八索；九州之志，谓之九丘；语或有据。章太炎先生云：所谓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者，坟丘十二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；五典者五帝之册；八索者以绳索为编，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。吾考三皇之书，既由后人仰录，且不传已久，可弗置论。今《尚书》有《尧典》，当为五典之一，或疑其文字不古，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，而具史之一体者。今所传之三坟，既属伪作，自《尧典》外，其他亦无考。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，应自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二书始。
章学诚云：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龚自珍亦云：“六经者，周史之宗子也。易也者，卜筮之史也；书也者，记言之史也；春秋也者，记动之史也；风也者，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；雅颂也者，史所采于士大夫也；礼也者，一代之律令，史职藏之故府，而时以诏王者也。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。”(《古史钩沈论》)夫古人之典籍，掌于百司之史，前已言之。掌于史官之典籍，不得概名为史，左史记言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为史，不待言矣。古人之于礼，实兼法而言。《周礼》所记为典章制度，一称《经礼》；《仪礼》所记，为节文仪注，一称《曲礼》；《礼记》曰，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是其证也。《周礼》本名《周官》，一称《周官经》，所载成周之官制，实为一代之法典，可比于后代之《唐六典》，前汉之末，乃有《周礼》之名，自周以来，有吉、凶、军、嘉、宾之五礼，而唐有《开元礼》，宋有《政和五礼》，而溯其源多本于《仪礼》及大戴、小戴二记，合以《周礼》，可称“四礼”。研其因革损益，是为典礼之史，如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五礼通考》诸书是，而非谓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史。此其一也。近人之言研古史者，谓《毛诗》所载玄鸟、长发、生民、公刘等篇，为殷周时代之史诗。所谓史诗者，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。以今语言之，可谓史诗为史料。然《诗》三百篇中，如此类者甚少，与其谓《诗》三百篇为史，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。此其二也。(王通谓《诗》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同出于史，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)若夫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尤远于史。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。故《周礼》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，而《易》亦掌于大卜。韩宣子聘于鲁，观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春秋》，曰《周礼》尽在鲁矣。此谓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俱为古典，掌于大史氏，而未尝谓《易》为史。此其三也。龚氏之论《诗》、《礼》，不过谓为史官所掌。其谓《易》为卜筮之史，则殊涉牵强，未为得实。故以严格论之，不惟《易》、《诗》非史，即《官礼》之属于政典者，亦不得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比。依章氏所说，若谓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先王之政典，则无可议，《易》与《诗》无与于制度，谓之政典尚不可，况谓之为史哉。龚自珍又云：诸子也者，周史之支孽小宗也(《古史钩沈论》)，张尔田本之，以作《史微》，乃云，不惟六经皆史，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。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，江瑔本之，乃作《百家之学俱源于史》一文。然考其所引之证，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。古人学不下于庶民，士夫必从史官而学，史官指人而言，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。六经掌于百司之史，而谓之为史，诸子之学。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，而于所撰之书，亦被以史称，则古史之范围，何其漫无纪极耶兹论古史，壹以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为断，其他诸经及诸子，皆不得谓之为史。
《史记孔子世家》谓：周室微而礼乐废，诗书缺，追迹三代之礼，序书传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。编次《尚书》，是即《尚书》之所由作也。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去其重者，定为百篇。孔子删书之说，亦见《书纬》，而今人多不之信。王充云：“《尚书》者，上古帝王之书，或以为上所为，下所书，故谓之《尚书》。”(《论衡正说》)王肃云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(《史通六家篇》引)此又《尚书》之所以名也。盖自司马迁、班彪之伦，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，故《书》有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诸篇，皆当代史官之所记；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，亦疑莫能明也。今本《尚书》凡五十六篇，其中真伪参半，据清代学者考定，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，谓之《今文尚书》；此外之二十余篇，则谓之《伪古文尚书》；而《今本尚书》之《孔传》亦为伪作，称为《伪孔传》。今考二十八篇中之《盘庚》，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，实为殷代之古文。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，辞句相类，益为可信。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，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。或以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四篇，皆在《盘庚》之前，而文辞易解，疑为伪作，此殊不然。试证以周秦古书，屡见称引，岂有古人未疑其伪，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与其直断为伪，以邻于妄，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。章学诚之论《书教》则云：“后来纪事本末一体，实出于《尚书》，《尚书》之中如《金縢》、《顾命》，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，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。”其说是也。古人尝谓《尚书》为记言之史矣，今考《尚书》诸诰诸命，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，王莽曹丕之篡两汉，皆模拟《尚书》以自文饰，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，藉令不考其事，但专读其文，鲜有不以为舜、禹、汤、武之再世者。是以誓、诰之文，亦不得径称为史。史以记事，其中亦非无言，《左传》为《春秋》而作，其中所记之言，与事相等，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，亦为至论。《尚书》诸篇，记言而兼记事者，如《金縢》、《顾命》之类，则不多见。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《尚书》，亦举其一端言之耳。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，不多见，故取典、谟、诰、誓之文而删存之，以当于古史。且司马迁之作《史记》，于《春秋》以往之事，多采《尚书》，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(《史记自序》)。盖以研考古事舍《尚书》外，别无可据之故，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。论古代之史籍，应有广狭二义：如章氏谓六经皆史，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，皆属广义；若就狭义言之，盖必有组织，有义例，始得为成文之史。亦惟《春秋》及《左氏传》，始足以当史称，而《尚书》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。此又二者之辨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