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堂随笔

　　重庆堂随笔

　　弁言

　　王氏为盐官望族，秉衡公始迁于杭。治家严肃，门无杂宾。虽身通百艺，而深自韬晦。嗣君永嘉公天性纯孝，着于戚里。冢孙沧，余姊丈也，少有祖父风，尤勇于为善，而嫉恶过严，人皆惮之。先府君目击其三代之为人，而心仪其贤，乃以余四姊为沧室，时嘉庆纪元丙辰也。逾年其祖古稀，其父知非，称觞日适余姊举一男，重闱大悦，爰名其堂曰“重庆”。然余姊举三男皆殇，至戊辰三月五日，又举一男。秉衡公喜曰：此儿与祖同甲子，必得祖之寿。因小字龙。即于是年着医学《随笔》一书，或抒心得，或采名言，皆发人所未发，洵贻厥之嘉猷也。越二载，书未脱稿而公考终。永嘉公皓首居忧，孺慕犹切，辑注未竟，遂撄疾，服阕后两载亦谢世。余姊丈读《礼》之余，校定遗稿，意欲授梓，讵天夺其年，以四十九岁即捐馆舍，天之报施，不可问也。时龙年甫十四，泣而言于余曰：先人遗训，期甥于世有所用，而曾王父于甥生之日，即着医书一种。夫有用于世者莫如医，甥敢不专心致志以究其旨哉！第义理渊微，欲埋头十载，而以家事累吾舅可乎？余闻而作曰：汝志如是，汝父不死矣，吾敢辞耶！遂诺之。忆甥天姿颖异，幼即超群，王琴泉、王继周两先生皆器之，嗣遇金匏庵、谢玉田、孙铁崖、谢金堂诸前辈，咸目为不凡。惟性疏迈，所遇辄奇，瞬眼十年，未展其志，而临诊颇肯用心，屡起大证，藉有声名，可谓不负遗训矣。奈余未老先衰，恐不能睹其造诣之所极，谨弁数言于《随笔》，以识王氏继述之贤，而剞劂以传不朽，是克缵家学人之责也，甥其勉旃！

　　道光十年庚寅秋杪姻再侄仁和俞世贵桂庭拜手书

　　杨序

　　儒以学术致平成，医以方术拯危困，其因应化裁、变动不居之妙，非楮墨之所得而传、竹素之所得而尽也，惟自古无独抱一经之名儒，亦无株守一家之名医，则博学尚矣。然而载籍所流传，各矜心得，或引而不发，或冗而鲜要，或偏僻以自是，或纯驳之不齐，百家腾跃，旨趣攸殊，苟非精识，曷由鉴别？余友王君孟英，绩学士也。邃于医，其学弗泥于古，弗徇于今。余尝梓其治案以行世。今夏余过武林，孟英出其曾王父秉衡公《重庆堂随笔》以相示。余敬读之，其着论也浏然以清，其烛理也洞然以明，上溯轩岐，下迄当代，咸抉摘搜剔厘然，去其非而存其是。不禁拜手而叹曰：有是哉！读书之不可无识也。公以醇儒之学发明医理，渊源如是，宜孟英之囊括百氏，蔚然为一时宗匠也。余尝叹古今学术之升降与医术之盛衰，有至相似者。三代以前无论矣，汉唐诸大儒抱残守缺，恪遵先圣之遗训，大之则修齐治平之术，小之则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靡不讲求焉。而心知其故，虽穿凿附会间出其中，然其修之家而献之廷者，皆实学也。宋儒出而斥为粗迹，高谈性天，崇尚妙悟，自谓得古圣不传之秘于遗编，而学术为之一变。然其博学笃行，固一时之彦也。降及后世，科目之学兴，其贤者涉宋儒之藩篱以枵然而自大，其陋者剽袭词章以应世而已。学非所用，用非所学，一旦身撄事变，懵然无所措手，任天下之鱼烂河决而莫能救止，此志士所为太息也。惟医亦然。汉唐祖述轩岐，具有矩，至《和剂局方》出，纯任刚燥，而古法一变。然因证施治之规，尚未敢紊也。丹溪、河间诸贤，犹起而力矫其弊也，至薛立斋、张景岳之说出，提倡温补，天下翕然宗之，举古人审证察因之法概置勿论，而直以一补毕其事，遂令举世之人，甘心赴死而不知其故。嗟夫！事变日益滋，学术日益陋，病机日益幻，医术日益卑。岂真劫运使然哉？何汶汶若此！余谓苟能勤学，不患无术，研穷久则聪明出，阅历多则机智生。读公此编，真苦海之慈航、迷途之宝炬也。昔缪仲醇作《广笔记》，尤在泾作《医学读书记》，徐洄溪作《医学源流论》，皆以高才绝学精研医理，故其权衡精当，非复专门之书之所能及。以公方之，洵堪媲美。余于公之学，无能为役，然苦世医之不读书以祸世，与不善读书以误世也，欲以公此编救之。谨僭述己意，弁诸简端，且以志钦慕无已之意云。

　　咸丰乙卯四月定州后学杨照藜顿首书

　　总评

　　注《伤寒》者无虑数十家，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，故恒支离附会，不适于用。公指出为统论外感之书，觉《伤寒论》之全体俱现，此与尧封之见相同者。

　　风伤卫证全似伤寒，但时时自汗而脉浮缓。误治亦有变证，若不治则历半月或一月仍系本证，不见传变，投以轻剂桂枝汤，即汗敛而愈。后世所称伤风证，与伤寒大异。其见证则咳嗽头疼，鼻流清涕。徐洄溪论之极详，此证并不自汗，与桂枝毫无干涉。风温证则其人初无所苦，不过昏沉欲睡耳。初起颇似伤寒之少阴欲寐证，但脉不沉细而浮洪为异。误汗则大睡不醒而死；服辛热药与苦寒药俱若罔知，然亦必死，惟甘寒轻透之品始能愈之。此三证名虽相似而证实悬殊，医书恒互相牵引，苦难别白，总由未经身历，故言之不能亲切耳。今公以风寒属桂枝证，而以风热属伤风与风温证，眼光高前人多矣。

　　虚损之病，多由阴虚，其证无不潮热咳嗽、吐红食减、脉来细数者。治法固以滋阴清热为主，然滋而不滞，清而不寒，且时时兼顾脾胃，方不犯手。但得脉象日和，饮食渐增，即是生机。至阴气已充，可以用参、时，而其病已愈矣。从古医书专重扶阳，每云不服参、者不治，脉细数者不治。不知能服参、之证，愈之甚易，固不劳诸公之畅发高论也。至阴虚而脉细数，误投参、则阴竭而死，故古人皆谓为不治，然调治得法，亦有生者，未可尽诿为不治也。公拈出“阴液难充”四字，令人恍然悟其治法，识力非古人所及。然如立斋、景岳辈，亦有补阴之论，特专任重浊腻滞之品，枢机愈窒，去生愈远，使人愈信扶阳之说为不诬，而虚损之证遂万无愈理。故余恒折服孟英之用药灵通活变，为此道独开生面。今读此编，乃知其渊源之有自也。

　　《伤寒论》之除中，乃大病后元气伤残，故主死。若平人忽见此证，乃胃火炽盛耗其津液，大剂甘寒滋润即愈。公论三消以“火燔其液，风耗其津”二语括之，固属不磨之论，然余谓病机由此者甚多，公此二语固不徒为三消之指南也。

　　血因火溢，是其常也，气不摄血，是其变也。苟不知其常，侈谈其变，是为乱道。公此数语说尽千古着书通病。如滞下本属湿热，而亦间有虚寒，疫病本属秽邪，而亦间有体虚不能托邪外出，吞酸本属木火犯胃，而亦间有胃寒不化：如此之类，指不胜屈。着书者不先明本证，反将间有之证反复议论，认宾作主，使读者尽入迷途，安得公一一辟其弊耶！沈明生所治之证，虽非虚劳，然脉至如丝，阴已困乏，奈何复以参、、桂、附蹙之，迨用硝、黄而始愈，则非治病乃治药矣。此证误而易复，虚损误则难挽。以公前后所论合参之，可以知所取法矣。

　　仲醇一代名医，而滞腻误投，尚令病留不去，若误投于虚损之证，何以救之？然非公具过人之识，明白指示，则世人震于盛名，孰知腻滞重浊之非宜，而甘凉养胃之当用乎？古案中此类甚多，苟不善读之，未有不覆辙相寻者也。

　　魏柳洲善于滋阴，而论喉闭一证与景岳同失，真可谓人左枉而我右枉矣。叶氏识力超卓，洵属独胜，得公辨别，其证愈明，后有患者，庶免夭枉。又魏君论喻氏治郭台尹单腹胀，以为系水亏木旺，乘其所不胜之脾而成胀，窥其意亦欲以滋阴治之，余亦未敢以为信然也。

　　滋补丸药，最难消化，从古无人道及。得公指明，喜服丸药者可以戒矣。孟英于宜补之药，每令熬膏，以对证之药收之成丸，使其易化，真善承家学人哉。

　　薛一瓢为昭代良医，而其治病处方，均未流传，识者憾之。公录存二方，具有理致，真足嘉惠后学。

　　本草以《本经疏证》为第一善本，其援引浩繁，穿穴精透，可谓空前绝后，第文笔沉晦，较卢氏《半偈》为尤甚，读者苦之。公所疏数十种，精切不让邹氏，而显豁过之。学人由此以进窥邹氏之书，或可免望洋之叹。

　　人与物皆有胰，医书未有及之者。王勋臣亲验脏腑，亦未论及。西士名曰甜肉，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，反以胃中化物之功归诸胆汁，此亦未可尽信者。又云西国曾验一人，见饮食入胃，胃出甜汁以化之。此即万物归土之义，正胰之功用也。公于豕脑条内言胰主运化食物，正与西士所验相合。若果系胆汁入胃，则其汁应苦矣。此亦西士疏漏之一端也。

　　赵恕轩《纲目拾遗》辨李氏之缺谬，最为精当。公摄其精华，附诸此编，所余者皆糟粕也，读者不必生不见全书之憾。

　　格物之学，最为医家要务。凡物性之相制、相使、相宜、相忌，与其力量之刚柔长短，皆宜随时体验，然后用之无误。公所疏解毒之品与物性之宜，真可以御仓卒而益神智，学人宜谨识之。

　　西士诸书与王勋臣《医林改错》，皆医家必不可少之书，而其言脏腑之功用与气机之流行，则不能无弊。

　　即如切脉一端，无论其为气管为血管，若如所论，则与脏腑了不相关，理应强则俱强，弱则俱弱，何以六部之脉参差不齐，悉与病机相应？可见目稽与悬揣，虚实固自有辨。公之言曰：“信其可信，阙其可疑”，是皮里春秋读法，余谓真可为读一切书之法。至亚枝、次瑶诸君子，畅发公未言之意，议论奇伟，余读之又不觉首之至地矣。

　　四诊之法，以切居末，见脉之不可独恃也。举世医家专言切脉，不惟大言欺人，实卤莽从事耳。而公反复推勘，皆亲切体验之言，非医书泛泛铺张者可比。业此者潜心玩索，临证庶有把握，真此道中度人经也。

　　以上诸条谨就管见所及，随笔附记，以志景仰。其实公之所论，触目皆精金粹玉，学人潜心玩索，自能增长识力，殊非后生末学之所能铺陈盛美也。

　　中山后学杨照藜谨识

　　卷上

　　伤寒，外感之总名也；《伤寒论》，统论外感之书也。

　　（注）《难经》云：伤寒有五。则五种外感，昔人皆谓之伤寒矣。《伤寒论》有治风、治温、治喝。治湿诸法，则非专论一伤寒矣。

　　《伤寒论》云：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曰伤寒。是正伤寒病也。

　　（注）伤寒无不发热者，此云或未发热者，乃身热未发之时，先见恶寒等证，所谓“无热恶寒发于阴”。

　　寒为阴邪，故往往先恶寒而后发热也。脉阴阳俱紧，即尺寸皆紧，紧为坎中满之象，坎为寒水之卦，故伤寒之脉必紧。若已发热，紧必兼浮可知已。

　　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身疼腰痛，骨节疼痛，恶风，无汗而喘者，麻黄汤主之。是正伤寒治法。

　　（注）寒邪凝冱，表气塞实，故无汗气喘而恶风寒。麻黄汤温散发汗之方，设非正伤寒而误用之，则有亡阳之祸。

　　伤寒四时皆有，有是脉，有是证，即用是药。谚云：“对证发药”，旨哉言乎！病势较轻，体气稍弱者，则羌、防、苏、芷皆可代麻黄用也。若寒伤于外，热伏于内者，温散方中须佐清凉之品，仿长沙大青龙之制可耳。

　　（注）四时皆有伤寒，然冬三月乃寒水司令，较三时之寒为独盛，故昔人以冬月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，非谓春夏秋并无伤寒也。医者苟能辨证清楚，用药自不泥于时令矣。

　　伤寒者，寒伤于外而邪客于表也。若其人阳气素虚，无以捍御，则外寒得以直入于内而犯脏，名曰中寒，盖阳衰则阴盛也。阴虽盛，却忌温散之法，因阳气既衰，其汗易出，误投温散，更速其危。亟用姜、附回阳破阴，是为治法。

　　（注）阳衰则阴盛，可见阴未尝盛，只缘阳衰，故阴盛耳。是以中寒不必隆冬之令，虽盛暑之时亦有之。

　　昔人有治此而愈者，乃不谓其阳衰饮冷、夏月中寒，而以为静得之阴暑，自误误人，可为叹惜。姜、附回阳破阴，即兵家强主弱客之法。

　　《伤寒论》之中风，为《难经》五种伤寒之一，即后世之伤风是也。盖“伤”与“中”字义无殊，如云风伤卫、寒伤营是矣。后人以寒邪在表者为伤寒，寒邪入里者为中寒，遂疑伤轻而中重，然此不过分别邪之在表、在里耳。夫入里之寒，何必重于在表之寒耶？实因本阳既衰，故客寒得以直入。发表以取汗，是治标也，其邪不得为轻；温里以回阳，是治本也，其邪不必较重。病分标本，则本为重而重之，非邪较重而重之也。明乎此，则越人、长沙之谓风为中，即谓寒为伤之意矣。

　　（注）后世以外感风邪为伤风，虚风卒倒为中风，庶二病之名目不相混也。然“伤”、“中”二字之义，弥觉轻重悬殊矣。故昧者泥于越人、长沙之谓风为中，而不知即是伤风，竟与卒倒扑击互相引证者，误矣。

　　风之伤人也，既为五种伤寒之一，夫岂小病者！且风无定性，不但四时有异、四方不同也。燥湿不齐，雨迥判，风寒风热，顷刻变迁。感之于人，施治有别。长沙桂枝证，风寒病也；发汗已身灼热者，风热病也。

　　然昔人往往知有风寒而不知有风热。《伤寒论》又云：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，合而观之，岂非误以风寒药治风热病之变证哉？汉代且然，况后人乎！（注）今人视伤风为轻小之病，其头疼发热者，则曰重伤风，是未知伤风即越人、长沙所谓之中风也。病源不清，无怪乎有过服温燥以夺其液，早投滋补以锢其邪，延久成劳，尚诿为伤风不醒。噫，医实不醒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