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汉医学

　　自序
　　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，明治三十四年卒业，旋供职医院，嗣复自设诊所，从事诊疗。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，恨医之无术，中怀沮丧，涉月经时，精神几至溃乱。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《医界铁椎》，始发愤学中医。经十有八年，其间虽流转四方，穷困备至，未尝稍易其志。用力既久，渐有悟入，乃知此学虽旧，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，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。无如举世之人，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。中医之传，不绝如缕。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。既以稍明此学，不忍终默，窃欲振而起之，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，以俟天下具眼之士。
　　昭和二年(一九二七)六月上旬
　　汤本求真谨识于田端之陋室
　　
　　皇汉医学序
　　余以疾病人所时有，而良医不常见，遂感愤而学医，孜孜矻矻，历十余年，未能有所发明也。每见西医诋中医无科学之研究、试验之证明，而中医亦诋西医不识气化之原，不知标本之治，二者交讥，各封故步，不能相通，心窃病之。尝谓中西医术各有所长，亦互有所短，时欲比较同异，舍短取长，融会为一，以见殊途同归之用，然有志而未逮也。近以弘一大师之介，获识马湛翁先生。先生以日人汤本求真所撰《皇汉医学》见贻，且以译事相勖。展而读之，实获我心。凡汤本之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，中医垂绝之绪，庶几可以复振矣。夫资科学之实验，则不偏尚悬解；明古方之妙用，则不徒重机械。是诚医林之准绳，民生之根本也。因不揣謭陋从事迻译，仍其旧题《皇汉医学》，以谂同志，日文则多得韩陶斋先生校订违失，中文则多得叶伯敬先生商榷未允，皆余所当感谢者也。其犹有未能信达之处，望海内贤达加以是正，幸甚幸甚。
　　一九二八年十月
　　黄岩周子叙序于杭州客次
　　
　　绪言
　　汉方中分为三派。一信医圣张仲景之遗训者为古方学派，一奉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之医术者为后世学派，一为不分古方及后世者为折衷学派。余系深信古方派，故本书之内容亦大半以张仲景之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为基础，而所引用各家之论说、治验，悉以演绎扩充仲景之所论为限。余所宗古方派中，尾台榕堂氏所著之《类聚方广义》题言中云：「张仲景为千古用方之鼻祖。然其方则咸出于三代圣贤之精制，张氏只集其大成而已。其方简明严正，条理井然，宽猛之治、和攻之法，无不周悉赅备，若能精究其意，推广其义，则万病之治易如反掌矣。」
　　尾台榕堂氏又云：「如师之方法为中国古代文明之精华，始终一贯，条理俱备。」故其排斥后世派曰：「世医动辄以古方稀少，难以应付众病。于是有掇拾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、宋、明诸家之方者，曰：『非如是，则诸病不能悉愈。』殊不知诸家异趣，技术不同，故其立论制方亦各不同，而摭拾杂乱，则其方法不能统一，而治疗无规则矣。夫疾病之多，其变无穷，古来处方，莫善于张氏，实为万世典型，岂可与后世诸家私意杜撰之方同日而语哉！故研究张氏方者，能自幼而壮而老，造次颠沛，必在于斯，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，则自然术精技熟，遇病开方，灵机活动，意之所向，无不如法，操纵自在，左右逢源，病虽万殊，又何难应之有，此即所谓以简御繁之法也。陈实功曰：『方不在多，心契则灵；证不难认，意会则明。』可谓至言矣。」又谓：「如后世学派者，不过漫然拾集诸家之方剂，其间能统一连络者颇少，且其方剂之组成，多不务本而逐末，故方剂虽因是而增多，后学者反惑于取舍，不能触类旁通。虽然欲求得轻粉等之驱梅药，不得不俟于后世，但可暂置不问。必须先就古方医术研究有得，行有余力，然后及于后世诸方可也。」
　　本书网罗诸家之论说治验，是以证明仲景之说为主，以便读者研究，非漫然滥用者也。
　　揭诸家及余之治验理由者，非欲自表襮也，读者谅之。
　　本书立论多本余之经验事实为基础，益以理论说明之。理论中或不免谬误，而事实则断不虚伪。若以理论之错误而并没其事实，大不可也。
　　
　　总论
　　中西医学之比较概论
　　不问何种学术，理论与事实，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，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，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。至于医学，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，故不得不求于经验的结合。若理论脱离经验的事实，直可谓之非真正之理论。故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，而理论为后矣。然西医大半持科学万能主义者，遂以为试验管于人体相等，以动物试验为一定之律，以此所得之结果直试诸人体。故研究室内之理论似极精密，而行之临床往往失之不能相应。反之，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，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，立为方剂。初见之或疑为空漠，逮按其实则秩序井然、始终一贯，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，此余实在之经验也。但此段议论于西医则揭其所短而遗其所长，于中医则揭其所长而遗其所短。然余非仅知中医而不知西医者，又非但重经验之知识而不知科学之知识者，故于拙著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》（即学苑出版社2008.1日医应用汉方释义）自序中云：「余之为此，乃欲释医圣张仲景所创之东洋古医学，以西洋医学之原理明其所长，并探现代治疗术之所短，以期二家之融合统一。但兹事体大，非愚蹇所任，苟能通二家之志，于愿已足矣，读者诸君幸勿以余为一孔之见也。」
　　如上所述，余实一中西医学之折衷主义者，欲助发西医所长而弃其所短，更益以中医之精粹而为综合新医术之导源，此予志也。然今独力扬中医者，因此学衰微，仅保余喘，行将废灭，故特发挥其独擅之长，认为当务之急，而举西医所短，乃比较讨论上不得不尔者。余岂好诋西医以为快哉？
　　表里(半表半里)、内外、阴阳、虚实、主客、本末之界说
　　表里之表者，指皮肤而言也。病毒集中于此部，所发之病证即称表证。用发汗解热药，以病毒自汗腺排除为原则。若此发汗不彻则病毒转入呼吸、消化、泌尿等器，惹起种种之疾病。里者，指消化管言(按消化管之一名词包括食道、胃、小肠、大肠等而言)。病毒积集于此部而呈现实证，则用泻下药以驱逐病毒。不然，则病毒遂侵入内部，往往诱发不治之难证。半表半里者，指胸腹二腔间，适当支气管、肺、心、肝、脾、胰、胃等之所在。故若病毒集于此部，使上列诸脏器之一部或数部发病，即称为半表半里证。此病毒用和剂以缓解之，同时以其一部由皮肤或呼吸、泌尿等器排泄为准绳。是以病毒之传入也，有自表转入于半表半里，或转入于里，或自里转入于内，或自表转入于内，自半表半里转入于内。然亦有正相反者，自内转出于里，或转出于半表半里，或转出于表，或于里转出于半表半里或转出于表，或自半表半里转出于表者。盖人体活动而至变，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也。
　　内外者，相对之辞也。所谓内者，系指皮肤、呼吸器、消化管以外之脏器组织也。外者，系指内以外之脏器组织也。故云内时则里在外，云表时则里亦为内矣。而半表半里者位于表里之间，对里则为外，对表则为内也。仲景论治之所以分表里内外者，不外乎明示病毒之所在，并欲明其转变之状态，使医者不致有所误也。
　　阴阳之阴，即阴证之谓，是消极的或寒性之意。病势沉伏，难以显发，其脉多沉迟、沉弱、沉细、沉微而无力，其证多恶寒、厥冷等。阳即阳证之谓，是积极的或热性之义，病势发扬，无不明显也。脉亦准之浮数、浮大、滑大、洪大而多发热也。是以阴阳二证正成反比，判若霄壤，故不得不严密分之。设同一病而阴阳不同，治法亦异也。例如当感冒在表时，若为阴证，发表药宜配以热性、发扬性之附子、细辛，如桂枝加附子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等。若为阳证，发表药宜参以冷性、沉降性之石膏，如葛根汤加石膏、小青龙汤加石膏等。倘不准此法则，如阴证以不加附子、细辛之桂枝汤、麻黄汤等，处阳证以不增石膏之葛根汤、小青龙汤等，不独不能愈病，反致增剧。又若反此法则，如阴证以葛根汤加石膏、小青龙汤加石膏等，处阳证以桂枝加附子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等，则阴证益陷于阴沉，阳证更增其发扬，势必病症增剧，甚至引起危险。然西医不辨此理，以检温器为唯一之标准，只认体温之升腾，不问其阴阳，一律处以解热剂，宜施温药之阴证，反投以阴冷之水药，且更加以冰囊。故虽极轻微之感冒反易造成难治之病，往往诱发为卡他性肺炎（catarrhal pneumonia）等，致使病者濒危。
　　虚实之虚，即虚证之谓，空虚之意也。病毒未去，精力已虚，其脉多细、小、微、弱，腹部软弱无力，按之如棉花。此证不宜吐下，即发汗亦当大戒，宜施和法。反之，实即实证之谓，充实之义也。病毒充实于体内，但体力犹能抵抗，常呈壮实之状，脉见实、长、大、滑等象，腹部紧满有力，或坚硬而抵抗强，则不得不行彻底的汗、吐、下等法。故有数十日便闭而严禁下剂之虚证，一日数十次下痢，不得不投以下剂之实证也。如不解此义，专以体温之上升与大便之秘结决汗下，岂无误乎！
　　主客之主，是常为主人之意，即症状初发性始终不改之谓也。客，即来去无常之义，其症状后发的，或隐或现之谓也。例如桂枝汤证之主证为头痛，初病即见，其后持续，而干呕为后发之客证，非必常在者也。故桂枝汤以头痛为主，而干呕不可以为主，是乃主客之别也。
　　本末之本，即病之根本也；末，即其末节枝叶也。拔去病根，则枝叶之症状有不治而自去之妙，故诊病必须辨其本末。
　　腹证及诊腹法
　　中医之腹证及诊腹法，创造于东汉时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所著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要略》。晋唐以降，医道渐衰，神仙、阴阳五行等玄谈往往搀入，而诊腹之法几被遗亡。
　　何谓腹证及诊腹法？答曰：「西医于解剖、组织、生理、病理等之基础医学及物理、化学、器械类进步之关系上，对于各脏器之病变的诊断法颇精细周密，亦知甲脏器有原发的病变能引起乙脏器或丙、丁等之续发的病变之事实与理由。然自原发的病变甲脏器及续发的病变乙及其它脏器，所发之混淆病状中检出固定之他觉证于腹部，而以此为目标，施以适当之方剂，则此数脏器之病变，不问其为原发或续发，悉能治愈之理，则非彼等所能知也，故亦无对此目标之方剂。反之，中医以数千年之经验，不惟熟知此法，且有治疗此证之方剂故名此曰腹证，其诊此之法曰诊腹法。以之为诊治之基本，再参以脉应、舌证、外证，即可决定其治法而确定其方剂，则腹证与方剂恰如影之随形不能离矣。例如小柴胡汤、柴胡姜桂汤、大柴胡汤、四逆散等之柴胡剂之主治证为胸胁苦满之腹证，即为胃炎、肠炎及肝脏、胆囊、输胆管之炎证，疟疾、脚气、心脏病、胸膜炎、肺结核、肾炎、子宫疾患等屡见之腹证。若见此类病而有胸胁苦满证，更参脉、舌、外证等后，选用柴胡剂中之适当方剂则诸证皆能治愈。故假令肺尖炎误诊为胃炎，右侧胸膜炎误为肝脏病，然其腹证不误，只其病名之误诊，亦可用其疗法而治愈，与西医之误诊而误治者大相径庭矣。又同此理，以此诊断法诊察各病之初期，因症状不定，断诊困难。虽不能确定病名，但于治法始终无误，决不致造成迁延治期及难以挽回之祸害，又同此理。用此诊腹法时，虽有病而不自觉之外观健康者，能触知其潜伏的病根，即可消患于未然。仲景云：『上工治未病。』盖此之谓也。」
　　病变并发于二脏器以上，即甲脏器为原发的病变，引起乙脏器续发的病变时。例如胃肠炎与子宫病并发之际，若见胸胁苦满证，则选用柴胡剂中之适当方剂，而胃肠炎与子宫病并能治愈。又如脚气病、续发心脏病时，见有胸胁苦满证而亦选用柴胡剂中之适当方剂，则原发之脚气病治愈，续发之心脏病亦随之而自愈。此中医之所以微妙，非西医所得而企及也。
　　腹证及诊腹法之重要
　　腹者，生之本，故为百病之根，是以诊病必候其腹。中医腹证及诊腹法之大纲亦证之西医之理论，何则？腹腔者，身体中最大之空洞也，贮藏胃、肠、肝、胆囊、输胆管、脾、胰、肾、副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前列腺等，于女子则更有卵巢、输卵管、子宫等。他若头盖腔则仅藏脑髓及五官器。脊柱管腔则仅藏脊髓。即如胸腔，亦不过气管、支气管、肺、心、食管而已，都不能与腹部相比。故多脏器之腹部，其所发生之病亦比他部为多，且此部之病多为他部病之原因，亦必然之理也。不惟如是，此腔中之胃、肠主全身之营养，若此等脏器有障碍时则影响必及于全身，是以此部特别重要。
　　胃、肠者，摄取之机关也。虽与呼吸器无异，然呼吸器所吸入之空气则各人皆同，故无各人体质之差别，其为病亦单纯，此当然之理也。至胃、肠之摄收饮食物，则有习惯、嗜好之异，人各不同，则其为病亦因人而殊、复杂多端，亦必然之理也。肠管为身中最大、最长之下水沟，为排泄饮食之渣滓及毒物之任务。若此种作用障碍，工作不能如常，则毒物不能排泄而反被吸收，即现自己中毒证。以余之实验，一般所谓原因不明之多数疾病，类由于自己中毒证。梅溪尼可夫氏云：「人类之夭折，多由肠性自己中毒之故。」实为余说之确证。中医方中下剂之多，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