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医医

　　国朝惟柯韵伯、徐洄溪两先生见及此义，言之甚详，学人诚能究心歧景，先明经络脏腑、六经气化传变，而用药如用兵，神明于规矩之中，谁谓名医不即名将哉！世言强兵者可不知医哉？病有万端，其实不过外感、内伤两病，再推展之，外感不过六淫之气，内伤不过七情之害，所谓十三因也。治外感则歧景为国手。治内伤则孔孟为国手，降而宋儒、明儒以及老庄释迦，古今大词章家（诗古文词佳者，大可感发人之志气，宣畅性情，时一为之，亦足抒写郁抱）。它如各国诸哲学家亦皆治内伤好手，学人诚能祖述歧景，宪章孔孟，旁及诸子百家，则外感内伤无不毕治。此虽创论，实是至理。圣贤千言万语，无非使人节制性情，发抒性情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致中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天地位而万物育，又何有于七情之害，《论语》二十篇孔圣答诸贤之问，莫不各就其性情之偏而医之，《孟子》七篇，七年之病，三年之艾，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与夫好勇、好货、好色之喻，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类，亦皆因其所病而医之，此非孔孟治内伤之圣剂哉？类推者不可殚述，奈世人皆不知服此等药，以为自治而入圣贤之阶，有内伤者仍不肯服此等药，以为自治其情之剂，而唯乞灵于草木。不知草木之品，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仲景所以治外感也，若内伤则必须服圣贤语言之药，以情治情，自为节制，或藉草木之品，聊与宣通血气，始为治内伤者之至良法。医者苟能预诸此等良方，遇内伤者即以投之。内伤者如能顺受其治，则世界自无不治之内伤，且皆以自治而入圣贤之途，学人当亦闻所未闻也，西医不更闻所未闻乎。

　　内伤即虚劳证，方书列于中风之后，中风为外感第一难治，虚劳为内伤第一难治。以风为贼，邪行速而数变，如疾风豪雨，其来也骤，猝不及防。然唯直中脏者不治，若中经络、血脉与中腑证尚皆可治。而虚劳则皆不可治，何也？一由病者向所见闻，失血之证终成虚劳而不可救，今忽己身患此，不免心惊，病一入心，已不易出。医者又见患此证者终亦必亡，只为敷衍，不与深求，既不知进以圣贤语言之药，而只以草木之品杂乱投之，又不能层层节制，步步为营，徒为见血止血，见咳治咳，见热治热，混论阴虚阳虚，任意滋阴补阳，而不审其血之何由失。盖吐血者阳络破也，下血者阴络破也，虽吐逆而下顺治法难易攸分，然其破络则一。人身只血气两端，日夜循行经络躯壳，周流无间，何故破络而出？必先切察其出之因，按经循去，即为止血。血止之后，已离经而吐未尽之血，与吐时所过络口粘滞之血，皆为瘀血，此种瘀血为害最大，而隐不去其瘀，则日夜循行经络之血所过瘀积之地必致瘀结日甚，一旦有所感触，不论外因、内因，又必破络而出，则络口日大，瘀结更多，屡发则络口愈大，瘀结愈多。如地方积匪不去，则必扰害良民，勾结党援，盘踞日坚，乘机窃发，往往决裂而不可治。故必止血之后，即与去瘀，分别经界络口，各为扫除净尽，随即更与补络，乃称完善。不然，罔不复发，发之不已，罔不危殆？愚于此证必为大声疾呼，先与订明止血、去瘀、补络三法，并谆谆以圣师语言之药，使其自治其情，以竟全功。能遵法者，无不收效，而藐藐自误者亦复不少，吾未如之何也。已治此证者，元代葛可久，国朝徐灵胎、叶天士先辈，俱为世所推重。然《十药神书》与《叶氏医案》皆无深切着明之义，唯《洄溪医案》琼玉膏方论尚觉高简有法，惜仍未尽其法耳。奈失血者求医，只求止血而已，医者亦只知止血为能事毕矣。去瘀之论，前贤中或偶一见，及补络之议，则直前无古人。但愿后有来者，合以吾创立圣贤语言之药方为内伤失血而成虚劳者，一一次第，先后以尽法度，则世无不治之内伤矣，岂非世界医界之大幸哉。圣人复起，当不狂悖吾言，中医西医与世之病此者，其谓然乎？其不谓然乎？有此棒喝，虽在梦酣，皆当警醒（本草方书至多，皆无明白补络方药，必须化裁成方，已详《医医医外编》。本证门中，兹不赘见）。

　　学医不可为古人所愚，亦不可为古人所囿。盖古书流传日远，虽圣经不免有后人参附错简者，非明眼人不能分辨，比不可为所愚也。若夫古今有变迁，病情亦有变迁，有古人多此病，今人少此病，古人无此病，今人多此病（《医医医外篇》已为详列古今各证门中）。

　　又汉以后之方书，所云不治者，今非必皆不治也，必须神明变化，殚虑竭思，以尽其法。如汤液不治者，或针灸可治，针灸不治者或又汤液可治，此不可为古人所囿也。古人立言，或一时不尽其词，或散佚不尽其传，此正古人留余地，以待后之学人。况《内经》治病之法，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、熨浴、按摩、导引、酒醴等法，病各有宜，缺一不可，今世只一汤剂了事。

　　汤者，荡也，其行速，其质轻，其力易过而不留，唯病在经络、营卫、肠胃者其效最速，其余诸平病有宜丸者，宜散者，宜膏者，非各适宜则难奏效。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，则病属有形，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，必用针灸等法以适其宜，而委曲施治，病始无遁形。《灵》《素》两经，其详论脏腑经穴疾病等说，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，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。上古之重针法如此，然针道难而方药易，病者亦乐于药而苦于针，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。今之为针者，其显然之失有十，而精微尚不与焉。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，深浅左右，交错不齐，其穴随经上下，亦参差无定。今人只执同身寸，根据左右一直竖量，并不根据经曲折，则经非经而穴非穴，此一失也。两经治病，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，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。如《灵》终始篇云：人迎一盛，泻足少阳补足太阴。厥病篇云：厥头痛，或取足阳明太阴，或取手少阳足少阴，耳聋，取手阳明，嗌干取足少阴。皆不言某穴，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。今则每病指定几穴，此二失也。两经论治，井荥输经合最重，冬刺井，春刺营，夏刺输，长夏刺经，秋刺合，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，大都皆指井荥五者为言，今则皆不讲矣，此三失也。补泻之法，《内经》云：吸则内针，无令气忤，静以久留，无令邪布，吸则转针，以得气为度，候呼引针，呼尽乃去，大气皆出，为泻；呼尽内针，静以久留，以气至为度，候吸引针，气不得出，各在其处，推阖其门，令神气存，大气留止，为补。又必迎其经气，疾内而徐出，不按其，为泻。随其经气，徐内而疾出，即按其，为补。其法多端，今则转针之时，以大指推出为泻，搓入为补，此四失也。纳针之后，必候其气。刺实者，阴气隆至乃去针，刺虚者，阳气隆至乃出针。气不至，无问其数，气至，即去之，勿复针。《难经》云：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，弹而努之，爪而下之，其气来如动脉之状，顺而刺之，得气因而推内之，是谓补，动而伸之，是谓泻。今则时时转动，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，不问气之至与不至，此五失也。凡针之深浅，随时不同，春气在毛，夏气在皮肤，秋气在肌肉，冬气在筋骨，故春夏刺浅，秋冬刺深，反此有害。今则不论四时分寸有定数，此六失也。古之用针，凡疟疾、伤寒、寒热、咳嗽一切脏腑七窍等病，无所不治，今则只治经脉、形体、痿痹、屈伸等病而已，此七失也。古人刺法，取血甚多，《灵枢》血络论言之最详，而头痛、腰痛，尤必大泻其血，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，若血射出而黑，必令主色见赤而止，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。今则偶尔见血，病者医者已俱惶恐失据，此八失也。《内经》刺法有九变、十二节。九变者：输刺、远道刺、经刺、络刺、分刺、大写刺、毛刺、巨刺、刺，十二节者：偶刺、报刺、恢刺、齐刺、扬刺、直针刺、输刺、短刺、浮刺、阴刺、傍刺、赞刺。以上二十一所，视病所宜，不可更易。一法不备，则病不愈，今则只直刺一法，此九失也。古之针制有九，针、员针、堤针、针、铍针、员利针、毫针、长针、大针，亦随病所宜而用，一失其制，则病不应。今则大者如员针，小者如毫针而已，岂能治痼疾暴气，此十失也。大端之失已如此，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，手法精严，经云：神在秋毫，属意病者，审视血脉，刺之无殆。又云：经气已至，慎守勿失，深浅在志，远所若一，如临深渊，手如握虎，神无营于众物。又云：伏如横弩，起如发机，其专精敏妙如此。

　　今之医者随手下针，漫不经意，即使针法如古，志不凝而机不达，犹恐无效，况全与古法相背乎？此外尚有先后之序，迎随之异，贵贱之殊，劳逸之分，肥瘦之度，多少之数，抉发难数，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，必有神功。其如人之畏难就易，尽违古法，所以世之视针甚轻，而其术亦不行也。若灸法则较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。此《医学源流》所以郑重分明言之，不惮烦者，甚望学人勿误入歧途，而转失古圣之正传也。

　　医道最可怪而又可笑者，莫如内外分科，不知始于何时何人。试思人身不能外经络、躯壳、筋骨、脏腑以成人，凡病变不外六淫七情以为病，试问外科之证，何一非经络脏腑所发？原无所谓内外也。若不深明六气、七情、五运、六经经界，两科中皆不得立足，未有能治内科而不能治外科，亦未有能治外科而不能治内科者也。在前人之分之者，不过以医道繁难，通才不易，分之欲其专精。不谓世之各执其业者，竟如分门别户，不相通问，如画鸿沟而东西卒之，专门名家皆不可得，似乎业内科者，可以不必多读书，只奉《医方合编》以为秘本，即号精理内科。业外科者，更可不必多识字，只须略辨之无聊，记败毒、拔脓、生肌、收口数方，即号精理外科。于是显然为内证者即属内科治之。显然为外证者即属外科治之。

　　其有病在腹中，内外皆未显然，而患又最深大，如所谓腹内痈者，则又将谁属哉？腹内之痈，又有数证，有肺痈，有肝痈，有胃脘痈，有大小肠痈，有膀胱痈。唯肺痈咳吐腥痰，人犹易辨，余则或以为痞结，或以为瘀血，或以为痰积、食积，医药杂投，卒莫知病，及至成脓，治已无及。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，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，比比然也。今先为辨明痞结、瘀血、痰积、食积之状。凡痞结瘀血，必有所因，且由渐而成。痰积则痛止无定，又必别现痰证。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，且三五日后大便一通即解。唯外证则痛有常所，而迁延日甚，《金匮》云：诸脉浮数，应当发热而反淅淅恶寒，若有痛处当发其痈，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，不热者无脓。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。又云：肠痈之为病，身甲错，腹皮急，按之濡如肿状，腹无积聚，身无热是也。若肝痈，则胁内隐隐痛，日久亦吐脓血。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，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，着皮即痛，小便亦艰而痛。胃脘痈者，有虚实二种，实者易消，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；唯虚证则多不治，先胃中痛胀，久而心下渐高，其坚如石，或有寒热，饮食不进，按之尤痛，形体枯瘦，此乃思世伤脾之证，不待痈成即死。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，恶寒蜷卧不能食者，皆当审察，防成内痈，慎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，以致久而脓溃，自伤其生也。又有邪留经络致成刖足，伤寒瘀留经络致成背胸奇痛等证，今之外科名手与西医之向称善治外证者，其知此乎？或云跌打刀伤可属外科似也，然跌打刀伤之顷尚属外证，以后而溃气散，或血瘀气滞仍属内科，盖人身只气血两端，终不能分内外也。唯望分业内外者仍合内外为一贯，而精深以求之。至于妇人一科，不过多胎产两端，小儿一科则已七情之病，而世更有分之者，不唯不见专精而转少，使因陋就简，又何为哉。

　　近年，闽广时疫流行，每至春夏之交尤甚，病发时寒热、呕吐、神昏、语，或闷绝不知人事，辄于项颈、两腋、两之际发出恶核，有谓鼠疫者，有谓标蛇者，有谓天花毒者，又有当痈疽治者种种，妄立名目，千百不救一二。患者沿门比户，互相传染，闻者心慌胆裂，蛇影杯弓。医者既不知病名，何能知病源？只以方药杂投，或寒、或热、或攻、或散、或泻、或表，皆无当于病情。西医则更可笑，或以冰压其胸，或以黄熏其体，更或以臭丸臭水洒满居室，以刀割其核，以蛭吮其血，卒之亦无一效，而转速死不可胜计。殆至死后，并剖解视查，究为何病，而亦不敢，恐其传染也。又有上吐下泻，转筋，类乎霍乱而实非霍乱者，间年流行，亦与核证之恶且速相似，此则速用温补收摄之剂，偶有治疗一二，迟则不及。实则两病，皆香港脚一病，不过来路不同耳。香港脚传于肝胆则发核，香港脚传于脾胃则吐泻，两病只要毒瓦斯不攻心，无不可治，诸经方虽有香港脚之论，古人却少此病（香港脚之名，《金匾》已载，但患者少）。自永嘉南渡，衣缨士人多有患者，有支法存、仰道人等，并留意经方，偏善此术，多获全济。又宋齐之间，释门深师述二公等诸家旧方为二十卷，其香港脚一方近百余首，魏周之代亦无此病。所以姚公《集验》殊不殷勤，徐王撰录未以为意，特以三方鼎峙，风教未一，霜露不均，寒暑不等，关西河北，不识此疾，唐代开辟，无外南极之地，坐镇于彼，往往皆遭。元和十二年二月，柳柳州得此病，夜半痞绝，两胁有核，块大如石，且死，困塞不知人事，三日，荣阳郑洵美进杉木汤，服半日食顷，大小便三次，气通核散（方详《医医医外编》香港脚汤中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