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医医

　　卷二

　　世界对于医者之医方

　　人生何生乎？莫不生于钱。人生何死乎？莫不死于病。甚矣，生命金钱疾病，三者固互相维系，而变相为用者也。生命重乎？金钱重乎？疾病重乎？非有生命不能有金钱，非无疾病不能保生命，则生命重矣。天之于人，既不能各长其生命，悉与以金钱尽免其疾病，则医又重矣。医所以去病卫生也，无论良否，能舍金钱以生乎，抑或天别与医以金钱乎？奈何世之人壹是皆以要钱为本，壹是皆以一己要钱为本，壹是皆以不愿他人要钱为本，其至一钱如命，或竟要钱不要命，或且得命又思财，此世界之普通病，即所以致医之病也。在穷乏无告者，犹或可说，而不谓富贵利达者，转居多数也。可谓不恕之甚矣。非强恕而行世，安得有良医哉！庸医杀人，不可胜道，然亦实由重视金钱者之自误，虽即谓之自杀也。可又况有一知半解者，舍脉论病，舍病论药，从旁助刀耶。

　　世之人曰：医者意也。意为之者也。又曰：医者，易也。至便至易之事也。此不特门外汉之言，实病医而误尽苍生之言，不知医之为言，易也，精微广大有如易道，诚合古今中外事业学问，无有难于此者。孔子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恒，常久也。易，卦也。所谓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恒之时义如此，医之道亦当如此。医既为子之所训，故疾遂为子之所慎，未达不敢尝之旨，其难其慎为何如乎？自朱子误注，虽小道必有可观，章谓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，于是世人更以小道目贱工待之，至重者，不过数金之酬，或只数十百钱呼之即至，且有并此区区而不畀者，一有不效，诟毁随之，不恕之事莫此为甚。尤可怪者，平时既以小道贱工视之，而临病时又以神仙望之，岂小道贱工中有神仙游戏耶？自问当亦哑然自笑（医本于易，章虚谷先生《医门棒喝》论之精详，此段发端与章不同，故持论各异，非有出入也。）

　　小道贱工之名，数十百钱之利，其微末亦至极矣。而谓贤者为之乎，乃欲以求良医而保生命，不唯不恕，亦且自轻良医，如何可得？盖良医虽不好利，未尝不自惜名，在病者之意，不过谓病有大小轻重浅深之不同，小者、轻者、浅者何必定求良医，不知不遇良医则小者、轻者、浅者必致于大、致于重、致于深，或更致于危险而不可为，此病之常势也。善卫生者，必谨小慎微而不忽略于轻浅，以故圣人治未病，不治已病，所谓治制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也。奈何世人只以金钱为重，殆至危险而不可为，则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况当是时尚，多不能舍金钱以求保生命于一线，卒之又不能带入冥中，徒令后人笑其拙。呜呼，亦可怜矣。

　　此种可怜情形，古今天下当如恒河沙数，《史记》扁鹊传谓扁鹊受桑君之术，饮上池之水，视见垣一方人，以此视病，洞见五脏结，尝于赵、于虢多着神效，天下尽以为能生死人。及于齐，齐桓侯客之，入朝见曰：君有疾，在腠理，不治将深。桓候曰：寡人无疾。扁鹊出，桓候谓左右曰：医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为功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曰：君有疾，在血脉，不治恐深。桓侯曰：寡人无疾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，又五日，扁鹊复见曰：君有疾，在肠胃，不治必深。桓候不应，扁鹊出，桓候不悦。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望见桓候而退走，桓候使人问其故，扁鹊曰：疾之在腠理也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血脉，针石之所及也；其在肠胃，酒醪之所及也。今在骨髓，虽司命无奈之何，臣是以无请也。后五日，桓候体病，使人召扁鹊，扁鹊已逃去，桓候遂死。使圣人预知微，能使良医得早从事，则疾可已，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病疾多，而医之所病病道少。故病有六不治：骄恣不论理，一不治也；轻身重财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适，三不治也；阴阳并，脏气不定，四不治也；形羸不能服药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医，六不治也。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。夫扁鹊，良医也，桓候，富有之国君也，即使扁鹊好利，桓候非不能应，况扁鹊并无是心，其所以谆谆于桓候者，不过欲神其术以为广大，名节则或有之，而不意桓候重财轻身，转以好利疑之，卒致疾发而不可为，殊可哀也。又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，谓曰：君有病，四十当眉落，眉落半年而死，令服五石汤可免。仲宣嫌其言忤，受汤不服。居三日，见仲宣，谓曰：服汤否？仲宣曰：已服。仲景曰：色候固非服汤之诊，君何轻命也。仲宣犹不言，后二十年，果眉落，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。此二事者，所谓圣人治未病也。愚尝于中风、虚劳两证辄先谆谆于人，如扁鹊之于桓候，仲景之于仲宣，唯人不曰危词耸听，即曰意别有在，卒之皆竟如桓候、仲宣。噫！今天下如扁鹊、仲景者无几，而如桓候、仲宣者无限，世人其不惜为桓候、仲宣乎？抑不愿为桓候、仲宣乎？或亦望有扁鹊、仲景者乎？自计不可不早。

　　如必欲生命金钱并保，唯有人人读书，必兼习医，且必如吾之所谓医而后可，不然则不得不听命于医。医欲良乎？否乎？此不待问而知也。谚云：又要马儿跑得好，又要马儿不食草，世界那得有是事，世人却多有是心，此神骏龙驹所以不世出也。

　　吾不敢谓世之人皆重财也，自世道衰而势利甚，捐纳之途，夤缘之风，弊混之事，日乎天下而不可遏。虽盈千累万之金钱，亦必亟亟焉谋之而乐为用，甚至倾家荡产，以及丧耻辱身，曾不稍自顾惜。唯一旦对于医者，则必反其所为，纵较向所乐用者，不过千万之一二，仍如出纳之吝而不肯少宽假，此最不可解者也。岂不曰以利为利，谋生之事大，而卫生之事小耶。亦何轻重失宜至是耶。

　　又尝见夫挥金如土，掷金若沙于嫖赌者矣。当其初入迷途，尚未至于倾家荡产，父兄或预为严责，师友或婉为戒劝，皆不能阻其挥霍浪掷之心。及一旦对于医者，则又大反其所为，虽区区者亦必靳以与人而卒之家产仍然倾荡于嫖赌中，或且召染恶疾，或且流为盗匪，并至丧失其身而不悔，此尤不可解者也。然此特无益有损之大者耳，而凡小焉者毋论矣。世之人盖禁绝无益之用而转为有益之用哉。

　　圣人之用财也，自奉俭约，待人丰浓，而于理欲之界，尤严防其出入。世人之用财，则反是矣。于欲路上，虽恣用千万不嫌其多，于理路中，虽偶用一二即谓为过。此圣道所以日衰，世道医道因此日坏也。然亦间有理欲并用者，则仍是求福免祸之心，非真能绳向理路，上为作用也。如各省官医局及各赠医院，皆官界社会，所以分济贫乏也，局中院中主持医者，不知果为良否，然一医日诊数十人者有之，且过百诊者亦有之，此虽圣神不能如是，是直以为儿戏矣。其中纵或有一得，而究之所失者多，然则官医局与各赠医院之设，非仁者与非也，所谓好仁不好学也。

　　医本仁术，赠医局院之发起，亦本仁心，唯不得其道，则转以仁者之心而反为不仁之事。盖得一良医，可以活千万人，否则，反是何如？得千万之良医而全活天下后世无量数之人？此其义虽前人亦偶见及，不过责望医者之自为良而不能深切着明，医者之病根，改良医者之方药，纵使责望再深，学堂开遍，局院设满于天下，无当也。《医医医》一篇正所以济仁者无穷之心，而不使偶有贻误，稍留缺憾，只须浓筹经费，丰给修火，多聘通医，严订功过，无论局院，大小病者，多寡限制，各医一日不得过十诊，并须随证详立脉相病情、治否方法，以及一切禁忌，交给病患，仍一面注册存之局院，按月分年合榜通衢，以待官府考核。

　　照此章程逐渐扩充，由省会以及各府州县，自城市以至各乡村落，一省如此，直省皆然。除富浓者足以自行奉请外，其有不能设立局院者，即合一区之众，预为浓集养医之费，或论年月给奉，或临时分诊给奉，皆可取之公中，总使医者足以赡其身家而有余，并一洗从前苟且轻贱之习，则天下随处皆良医，天下病者亦皆全活而无患矣。

　　《医医医》一篇，非特欲世界之人皆无疾病，医尽良医，且更望人人皆为圣贤。人生富贵不可必，神仙不可求，而疾病则可却，圣贤亦可为也。古今天下之病，推而广之，不知几千万种，而一证又千头万绪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诚不易言医治。约而言之，又不过外感、内伤两病，外感则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淫之气为之，内伤则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七情所发，合之所谓十三因也。然人能慎起居而适其寒温，自可以却外感，且外感除伤寒两感、温疫四感与中风之直中脏者，则俱可以不死，而世之多死于外感者，皆医药误之也。内伤则无不死者，何也？本非草木无情可治也。间尝窃论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仲景为外感之国手，若内伤则孔孟为国手，降而宋儒、明儒，旁及老庄、佛氏亦内伤之好手，其书千言万语，莫非治人性情，洵为内伤良药。惜古今天下人无一善读而觉者，古今天下医更无一梦见而觉者，故死于内伤者又不知何限。今特为世界医界大放光明，如此于岐景孔孟之书以及各大家诸大儒之语论一一寻绎，融会深长思之，则外感内伤无不毕治矣。明儒吕新吾先生有曰：以淡食为二陈，以寡欲为四物，以清心省事为四君子，无方之药，不名之医，取诸身而已。旨哉斯言，庶几与吾不谋而合，惟惜阐发未尽耳。吾尝于内伤之证，辄先以言语之药为治，其情并属病者，以情治情，无如皆以为迂腐，不但不服此方，且非笑之，而唯乞灵于草木，曷可得耶？世界之人如不愿轻身重财也，则请悉遵吾方以医医，良医自必辈出，以应所欲。如仍生命财产并重也，则唯人人多读书而兼习医，合医道治过而为一贯，更以自治而渐进于圣贤之室，循致默化列强竞争之病而合中外为大同之世，勿谓圣贤不可为也。颜渊曰：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公明仪曰：文王，我师也。周公岂欺我哉。曹交曰：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孟子曰：尧舜与人同耳。又曰：圣人与我同类也。此皆为圣贤之方药也。疾病云乎哉，若以为徒为高论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，吾未如之何也已。

　　卷三

　　医者自医之医方

　　读书宜识字，顾名即思义，人事尽如斯，少弊自多利。

　　今医者满天下矣，试问以医字作何解说，莫不张口茫然，如坠烟雾。字且不识，而欲其技之良、道之精，得乎？医之字义从匚从矢从从酉。匚受物之器，受矢于器为医。《说文》训为“盛弓弩短矢器”，加于右上，亦兵器，下复从酉，酉，古酒字，古为毒物，故大禹绝之（石顽谓为从古服药多以酒助，非也）。神农尝毒，经谓药多为毒物，凡治某病皆谓以某药毒之，《内经》亦多如此，即以毒攻毒之义，可见医之为用尽伤人之具矣。病者既积矢、毒酒之属于一身，其危已可想见，医者如再不慎之又慎，不更危乎其危乎？黄帝以治兵之余治病，于是医字下笔从医，国语兵不解医本此所谓用药如用兵也，凡欲为医者，可不知所从事哉？古之医者，人皆神圣而又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或为大臣，如歧伯、伊芳尹是，或为达官，如长沙太守仲景是。大臣达官虽富贵不逮天子，而身家皆自优裕，得以专一于医，而无别虑萦扰，且复药皆自尝自备（今之西医、东医亦自备药，颇合吾国古法，此其一得），一遇病者，无不应手奏效。盖先于经络脏腑，洞见结，更于气化传变，预为防制，非若今之西医，必待其人死后，购而剖解，始知其病之所在，自以为实验，人亦莫不以为然，然究不知其病之所在也。人唯有生气，方有气化传变，既死则气已绝而无迹可寻。如咳嗽病，有因外感，有因内伤，有因外感而变成内伤，或只关本脏，或为火刑金，或为子累母，或为母累子，或不能胜其所胜而转使胜其所不胜。《内经》所云：五脏皆令人咳，甚则移传六脏。此皆古圣神人明气化传变之理，传之至今，历历不爽者也。西医则剖解后见肺叶焦枯，或且溃烂，遂只名之曰肺炎。凡遇咳嗽，概以肺炎治之，无论寒热有异，即只以肺炎论，亦不知其炎之由于心，由于肾，由于脾胃与肝胆，徒执一本位为治。无怪其多不效，而转以为本不治，是皆由于不明五运六气以及脉息之确有可凭，故虽至死亦不知病之所以然。今之重视西医、从学西医者，直与西医同梦，吾所以为医者立自医之方，并欲以开通西医者，以其一也。类乎此者，不知凡几。

　　又如寻常疟疾，寒热来往，作止有时，一证既有，来往之名必有来往之处，来从何作？往从何止？医者昧昧，漫不加察，虽中古以后之名大家亦皆不知其病之所在，稍贤明者，不过能分十二经络，或阴或阳，于邪来时，所注重之经界，经界既正，则药力专到，不致累及无辜。然必既专且久，邪始渐衰而退，非能直指病之来源也。下此则皆囫囵乱治，抄撮本证数方投之，或以止截为功，或当邪衰自愈，以故病疟者无不经年累月受害。西医亦只知以金鸡纳霜截之，然亦有效有不效（阴虚者，则多不效，且不宜服）。即使收效一时，后必再发，更或变生他证而不可救，吾见不可殚述。岂知凡病皆不离经络、脏腑，唯此病若不在经络、脏腑而别有所寄发作时，始由经络而脏腑，退止时又由脏腑而经络而止其所休焉。以时来往者，则又胃气为之也。胃于五行属土，于五德属信，故有信若潮，如人饥则思食，皆胃之日信，与妇女之月信同。然此虽予一人之私言，然物理验有得，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。《内经》阴阳疟论，歧伯曰：疟之将来也，阴阳之且移也，必从四末始也，坚束其处而决去之。只此四语，贼情，贼踪，贼窟，治法无不毕具。如法为之，无论何疟，莫不霍然，所谓捣其老巢，老贼净尽，非圣人而能若是乎？非真洞见脏腑经络而能若是乎？又何须效西医之剖解而始为实验耶！恐虽剖解，亦莫名其妙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