枫山语录

　　春秋之世，晋人崇大诸侯之馆，而宾至如归，子产所以美文公之覇。陈之司里不授馆，羁旅无所单，襄公知其必亡。先生当正徳改元初，上疏有曰：以正徳为名，当求正徳之实，如刘蕡所谓居正位亲正人发正言行正道，而后可以正徳；如董仲舒所谓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，而后谓之正徳。茍徳有未正，则虽令不从。欲求治化弘成，庸可得乎。
　　又谓：天道以元生万物，而圣人体元以治万民，故即位必称元年，而建元必殊徽号。葢与天下更新，示其所以为治之意，使人心知所向望也。
　　先王庙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，葢以其分之有限，礼不下达，而人情犹有歉焉。至宋大儒君子创为祠堂之制，则通上下皆得为之，然后尽于人心。岂非礼之以义起者乎？
　　唐之既末，宦寺柄国，藩镇弄兵，赋役繁重，民不堪命极矣。文宗君臣正当焦心劳思，相与戮力，拯民水火之中，而漠然不以为意，方且从容聮句，爱夏日之长，而乐熏风之凉。呜呼，此日此风，特文宗君臣之乐耳！彼夏畦之农夫、边城之戍卒。宁得而共之邪？文宗生于深宫，其不知稼穑之艰难，未足多让；为公权者，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规其君，又逢其君之意而咏美之，难乎免于容悦之罪矣！君臣上下无志于民如此，此唐室所以不兢也。虽然，唐不足论矣，方宋之盛时，内苑赏花钓鱼之宴，其君臣终日饮酒赋诗，称颂太平，亦未闻有以田里休戚为言者。卒至熈丰聚敛残民之祸，而宋祚遂以中微。岂独唐之公权为可罪哉！
　　人主一心，攻之者众。一惑于耳，则凡侈靡之声皆乘间而入矣；一惑于目，则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进矣。人心愈危，则道心愈微矣。
　　
　　艺文
　　或问：孔子论易主义理，无一语卜筮，而朱子专主卜筮之说为非？先生曰：伏义氏画卦，文王周公系辞，本为卜筮而作，孔子于大传，如所谓开物成务兴神物以前民用，所谓定天下之吉凶、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者，皆以卜筮言也。朱子本义，无非因卜筮而发明其义理以示人，如所谓语子惟孝、语臣惟忠、必中必正、乃吉乃亨者是也，则义理与卜筮岂可岐而二之哉。若专论义理而不本卜筮，则必流于王弼之祖尚清虚；若专谈卜筮而不根义理，则为巫史之妄谈祸福矣。岂圣贤著述之意哉？观于左传所载穆姜占艮之随，而论元亨利贞之义；子服惠伯论南蒯占坤之黄裳，而谓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是易之不可以占险，岂有不孝不弟为奸为盗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？春秋首止之会，周惠王将以私爱易嫡，齐桓公合诸侯以定世子，夫子则许之；郑文公奉王命而不与盟，夫子则责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，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
　　舍象数而求理，则未免沦于虚无；泥象数而不求理，则未免淫于术数。惟不泥于象数，而亦不离乎象数，斯可以言易矣。
　　朱子语类一书，虽出门人所记，不敢谓其字字句句皆无差误，而其中所载大而天地鬼神之奥，小而一事一物之宜，凡所以穷理修身应事接物、与夫治国平天下之道，靡所不备，大有功于后学。
　　圣人之道与天地并，而六经之作所以载道是也。若易以顺性命之理，书以记政事之实，诗以理性情之正，春秋以示禁戒之严，礼以正行，乐以和心，皆切于日用，不可以一日废也。人能诵是经而有得焉，则可以修身，可以齐家，可以治国平天下，无所施而不当矣。
　　或谓：纲目书法，谓莽操懿裕杨坚皆同簒弑，而有书莽、书主、书帝之异；贾充杨素李绩李林甫罪恶百倍，扬雄而书死、书卒不同。而为朱子之失？先生曰：郑庄公之子忽为世子，而突乃庶子，皆由祭仲而立。春秋于忽止书世子，而突书郑伯；晋献公之子奚齐、卓子皆为里克所弑，而春秋一书杀其君之子，一书弑。其例不同，圣笔予夺固有深意，则纲目之书莽书帝书主，亦必有谓，岂可以一例裁之乎？彼充素与绩林甫皆无状小人，不足责，而雄乃好古乐道、以儒名者，乃亦如是，则纲目书死，岂非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。
　　秉史笔者，当以是非论，不当以成败论。以成败论人，天下无全人矣。成帝时以大将军王凤以帝舅擅权用事，京兆尹王章言凤诬罔不忠不可任用，宜便选忠贤。成帝悦其言而不能用，遂为凤所陷以死。班孟坚议章不量轻重，然则循黙充位全躯保妻子之臣，乃为能量轻重者乎。
　　东莱为文公作白鹿洞记，文公与之商订可否，三数徃复而后定。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。
　　黄仲昭纂修闽志，所立义例最为精当，无可议者。但事目中先后次第，有不以类相从者，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类，而列于坑场土产之中；恤政一条杂于陵墓古迹之间，俱似未当。又人物类流寓，乃名人贤士；方伎虽小道，亦各有用于世者。不当次于神异仙释之后也。凡若此类，更须详定为佳。
　　世之传人物者，徃徃有取于竒节伟行以惊世动俗；而于庸行之善者，则以为常事，不书而悦于茍难，殆非圣人中庸之教也。若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载之，得非有见于是邪。
　　昔曺子建制谯楼畵角三弄之曲，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，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，三弄曰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。词皆悲壮激切，使有国有家者闻而知之，必将惕厉于心，进而徳修而业，终日干干，弗敢一息自暇自逸。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而天下国家无难治者矣。
　　蒙古氏之有天下也，治率不师古礼乐刑政，无足称述。独文章一脉，代有作者，未尝絶响。若虞伯生、范徳机、杨仲弘、揭曼硕、欧阳原功、马伯庸、萨天锡，暨吾乡黄晋卿、柳道传诸人，各以其诗文鸣，莫不涵淳茹和，出入汉唐。郁乎彬彬，何其盛也。
　　吾廷介问先生何所著述，先生曰：不敢著述，欲将朱子语类及文集所载，纂辑成书，以发明四书经传注。但力未及，况秀才又都习举业，因无能相助用此功者。董遵适又出仕矣。
　　谱者一家之史也。国有史则其君之明暗、臣之忠邪、政之是非得失，善可法恶可戒，昭昭于后世。族有谱，则自大宗以及小宗，其人之贤愚贵贱贫富，一览具见，虽不若史氏之褒善贬恶，而劝惩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间也。
　　圣人在上，则以其道行赏罚于天下，而立一时之政治；圣人在下，则以其道寓赏罚于笔削，而立万世之政治。先王之世，五服以命有徳，五刑以讨有罪，此赏罚之赏罚也。夫子作春秋，荣华衮于一字之褒，凛鈇钺于片言之贬，是乃不赏之赏不罚之罚也。赏罚之权，仅可施诸其身；而春秋之赏罚，则其身虽死，而不得逃焉。赏罚之权，仅能劝惩于一时；而春秋之赏罚，则足以劝惩于千百世之久。夫子虽穷不得位，其功顾不大于有位者欤！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，犹造化之不能有阳而无阴也，故圣人作易于阳，则引翼之扶持之，惟恐其不盛；于阴则排摈之抑遏之，惟恐其或盛。凡易之所谓吉所谓亨所谓利者，必多阳也，否则阴之比阳应阳从阳而得正者也；其所谓凶所谓悔所谓吝者，必多阴也，否则阳之比阴从阴应阴而失正者也。故曰：圣人之情见乎辞。圣人之情何情也？扶阳抑阴之情也。扶阳固为君子谋，而抑阴未必不为小人谋也。是故拔茅征吉、戸庭无咎，谋出处也；扬于王庭、括囊不害，谋语黙也；干而惕厉、震而修省、损而惩忿窒欲、益而迁善改过，谋所以修身也；临而保民、观而设教、巽而申命行事、噬嗑而明罚勑法，谋所以治人也；饮食于需、宴息于随、避难于否、致命于困、反身修徳于蹇，则于处常处变之事，无一不为之谋焉。易之拳拳于君子者如此，其于小人也则不然，履霜则恐其坚、娶女则忧其壮、童牛是牿、金柅是系、恶羸豕之踯躅、戒剥床之灭贞，诚不为之谋矣。然使小人知所悟焉，必将曰覆餗而形渥、负乘而致寇，易葢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负乗也；获狐于田、射隼于墉，易又教我不可以为狐而为隼也。小人弗用，小人弗克，吾而不为小人，则用矣克矣。能不反乎！此则易之一言一字，皆小人之药石，不为之谋者乃所以深为之谋也。又况剥之六五许其贯鱼之利、复之六四美其独复之道，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，遂为小人之吉，所以开其迁善改过之门矣。为小人谋，孰有加于易哉！
　　汉光武以赤伏符即位，由是深信符命之说，其惑甚矣。为史氏者宜以正论载之，庶几可破万世之疑。夫何蔚宗之史也，歴叙光武生而神异，以及舂陵佳气、舎南火光之属累数百言，谓其受命有符，不然则无以乗龙以御天。呜呼，是不几于语恠也邪。
　　唐李翱幽怀赋云：众嚣嚣以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然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。欧公读其文，恨不得生其时，与翱上下其论。又以为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叹老嗟卑之心而忧，翱之忧公之心，亦翱之心哉。第不知后之读欧文者，亦有以救时行道为贤而忧公之忧乎。呜呼，事有利害不切身而伤怀。人有古今不同时而合志，岂独公之于翱哉！予亦有所感矣。
　　吾始读东坡制科策及进策诸篇，见其有更张百度之志，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，纵横气习尚未尽除，其所以异于临川者几希。及观其上神宗万言书、时政书及代张方平谏用兵等书，忧深思逺，忠厚恳恻，思与天下休息之意蔼然溢于言表，然后见公之学识议论，非复少年之比。岂其惩创王氏之失而改之乎？抑亦经歴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？
　　司马子长传循吏，以武帝时多酷吏也；班孟坚传循吏，以明帝时多酷吏也。
　　挽诗何始乎？其仿诸古虞殡之歌乎。葢送葬者歌以挽柩，即庄周氏之所谓绋讴者也。汉田横死，吏不敢哭，但随柩叙哀以为歌，厥后相承，遂以薤露送王公贵人，蒿里送大夫士庶，是则哀死之词，而因以为引绋者之所歌也。近世士大夫于故旧交游之哭，或相去数千百里，不能匍匐徃吊、执绋临穴，于是乎有哭之以诗者，则非复为挽柩之用，而徒以寄其哀耳。葢一变矣。又有孝子慈孙，不忍死其亲，而托诸能言之士为诗以哀之，则今之挽诗是矣。是又一变也。夫以生不相知，而哀其死，不几于涕之无从者乎。然以孝子慈孙之故不逆其情，与其人平生有足哀者，则为是以泄其哀。事虽非古，其亦庶乎礼之以义起者欤。
　　先生与东白先生书曰：窃闻古之良史，其明足以周万物之理，道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志足以通难知之意，而文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后能胜厥任。则史职岂不难其人乎。唐以顺宗实録命昌黎，宋以英宗实録及五朝史事皆付南丰，今我孝宗皇帝盛徳大业震耀古今，而以先生首羣儒緫笔削，天下莫不称叹得人，是即今之韩曾也。某乆辱知爱与闻忻怍，切愿先生载董狐之笔，刋司马之书，上以彰缉熈而扬洪烈，下以表忠直而黜奸佞，使元恺共鲧莫能逃其情，以成一代之典，不亦伟乎。古语为宰相能制生人，史官兼制生死，权重于宰相。先生其念之哉。幸以夫子春秋为志，万勿以萋斐之言而自沮也。
　　易曰积善余庆，书曰作善降祥，皆极言为善之福，无非欲人知所宝焉。夫子罕言利，而虑其多怨。孟子不言利，而患其交征。则明言求利之害，恐人之误以为宝也。
　　香溪范先生之文，世知诵习者心箴而已。他葢罕有知者。今观其言，如以耻为入道之端，以古之圣贤未有不由悔而成；又谓学者觉也，心且不有，何觉之有。皆超然自得于学，极有警发，不独心箴为可取也。故朱子有不知从谁学之语。先辈谓其得于孟子者为多，若先生者，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哉。
　　
　　人物类
　　先生谓乐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，如颜子之仁去圣人未达一间，故止曰不改其乐，视夫子之乐在其中者，已不能无间矣。圣门髙弟，徳行如仲弓，安贫如原宪，升堂如子路，颕悟如子贡，皆未能得此乐。当时惟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，夫子与之，而行不掩言，不免为狂。故朱子曰：颜子之乐平淡，曾点之乐劳攘。又曰：点之乐浅近而易见，颜子之乐深微而难知。点只是见得如此，颜子是工夫到那里了。又曰：曾点细宻工夫却多欠阙，便似庄列。今人若学他，便狂妄了。观此数条，则曾点之乐，已不同于颜子矣。
　　朱子谓孔颜之乐，有曰学者当从事于博文约礼，而至于欲罢不能，而竭其才，则庶乎有以得之。夫以颜子之学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，葢在请事斯语之后、三月不违之时。先儒所谓到此地位，直是峻絶工夫尤难者也。或谓二程寻乐在太中遣从学之初，及再见则已得之矣。岂颜子亚圣得之如此其难，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邪。
　　宋之盛时称周程张邵，然程子谓康节于儒术未见有得，朱子谓横渠之于二程，犹伯夷伊尹于孔子。则张邵已不可班于周程矣。南渡之后，有朱张吕三先生焉，然朱子谓南轩伯恭之学皆疎略，南轩疎略从髙处，伯恭疎略从卑处去。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乎。由是观之，其得斯道之传而醇乎醇者，惟周程朱子而已，岂不难其人哉。游程子之门而学其道者多矣，而和靖谓伊川未尝许一人；游朱子之门者英材尤众，而得其传者独称勉斋，他人皆不与焉。当二先生之时，见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，而况于闻而知之者乎。
　　某自幼为学，虽未尝无寻乐之心，然自省于日用之间，言焉未能无口过，则有所不乐；行焉未能无怨恶，则有所不乐；隠微之间、念虑之萌，而真妄错杂，又有所不乐。行年五十，方且战兢惕厉，求为伯玉之知非寡过而未能，其于天理真乐，诚然未之有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