噩梦俟解思问录经义

　　弘治间初命按察司官督学，授之特敕，其敕皆劝奖人才之语。至万历初所改敕，则如诘奸制盗，置士子于不肖之中而勒束之。故率天下于寡廉鲜耻之涂者，万历之初政，江陵之变法，申、商之莠说也。两敕具载会典。江陵之法行，而劣生把持、包揽，赇吏鬻青衿，受嘱托之风益烈，盖以扑之者炀之也。

　　进士科始于隋，垂千年而不能易。后有易之者，未知以何道为得。王安石革词赋，用书义，亦且五百余载矣，使学者习效圣贤之言以移其志气，其贤于词赋明甚。至文体之屡变，或趋于陋，或淫于邪，皆乘时会，不能为之豫谋。伹可厘正者，导以读书穷理之实而已。书义而外，论以推明经史，而通其说于治教之详，策以习天人治乱、礼乐、兵刑、农桑、学校、律历、吏治之理，非此则浮辞靡调，假于五经、四书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谓，国无可用之士，而士益偷则益贱，固其宜已。闻万历初年，县试儒童，无策者不送。府试且有以河图、洛书、九宫、八卦策问儒童者，则所重可知已。万历中叶，姚江之徒兴，剽窃禅悟，不立文字，于是经史高阁，房牍孤行，以词调相尚。取士者亦略不识字，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，而士气之不堪，至此极矣。原其所始，立法亦有未善者，故流弊有所必至。科场七日而三试，作者倦而阅者亦烦，则操一了事之心以应后场，必矣。二场所试者，表判骈艳之语，将以何为？旧制：诰诏表随科一道，诰诏视表判为愈矣。然士方在衡茅，使习知经国长民之道，固无不宜，若王者命令之大体，非立朝廷之上，深喻国体者不知。故唐、宋知制诰者，即文名夙着、官在清要者，尚须试授，则不可使士子揣摩为之，明矣。诰诏既所不能，表判又为无实，何如改三场为两试！初场书义淹通，每解额一人，取定两人，令赴二场，试以二论三策，然后决取一人中式。初场以十日阅文，一日拆卷，凡十二日而试二场，又五日而发榜，则作者精力有余，阅者安详不遽。尊经穷理以为本，适时合用以为宜，登士于实学，固科场救弊之一道也。未得创制显庸之圣，作法以待贤者，亦将必出于此。

　　问刑官故出入人罪，律以概论。然考之宋制，故出罚轻而故入罚重，此王政也。故出、故入，有受赃、不受赃之别，亦但当于故出项下分受赃、不受赃，而不受赃者从轻。其故入，则虽不受赃，自应与受赃者等。故出则勿论已决遣、未决遣，一例行罚。盖虽巳决遣，而复核果当从重，不难补决，自不致逸元恶之诛。若故入，已决遣与未决遗者固应殊科。盖故入决遣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完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偿，其已受之劳辱，已决遣之罚自应加重。其致死者，倍宜加等。即不抵罪，而终身禁锢，与大计贪官同处，不得朦胧起废，及以边材等项名目滥与荐举。则问刑之吏尚知所惩：而酷风衰止，贪亦无以济矣。

　　赃以满贯抵重罪，刻法绳人，此所谓一切之法也。抑贪劝廉，唯在进人于有耻，画一以严劾之，则吏之不犯者鲜，更无廉耻之可恤而唯思巧为规避，上吏亦且重以锱铢陷人于重罚而曲为揜盖。上愈严而下愈匿，情与势之必然也。且凡所受于下吏、部民者，乃至鸡凫、扇帕、纸墨、油炭，皆坐价抵赃，绳人于交际之涂，且必开其掠夺之大焉。有出身事主，而可如于陵仲子争名于一鹅半李之间者乎？既不住法矣，则何谓之赃？其枉法也，则所枉之大小与受赃之多少，孰为重轻？假令一兵部官滥授一武职，以致激变丧师，或因情面嘱托，实所受贿仅得五十贯；令一吏部官滥授一仓巡河泊，其人无大过犯，而得贿二百贯；又令一问刑官受一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一人于死，仅得五十贯；其一受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人于杖，得二百贯；岂可以贯之多少定罪之重轻乎？则无如不论贯而但论其枉不枉，于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轻，但除因公科敛，因所剥削之多少，分等定罪。其它非黄白狼藉，累万盈千者，苟非枉法，但付吏部记过，全士大夫之名节于竿牍饮食之中，而重之于箕敛渔猎之条。唯宽也，乃能行其严，恶用此一切之法为！

　　弭盗无上策，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废。宋制：捕盗获全伙者，加一官，其法较善。盖责有司以捕盗，唯可赏而不可罚，罚一行则匿盗不报以苟免于谪，而盗益猖獗矣。盗无可全获之理，十人得七，即可膺全伙之赏。其未获者，责令乡保户族长立认状，不拘年分，曾否经赦，及已获贼首处决与否，失主存亡，旧案远近，皆一应责令擒送。若有隐匿，被人首出，即同窝盗。嗣后捕盗员役，若能盘拏积年未获之盗，旧案分明不枉者，即照捕获全伙例纪录，能捕人役，一例给赏。其犯盗人田产在逃未获者，即行变卖，给失主赔赃。如此，则官司无讳盗之心。而失主自告报后，非火下识认须当官指证者，但其一真实赃单，明填记识，俟验合认领，更不烦频令到官，一听官司自行审决，则被盗亦何惮而不泄其荼毒乎！此亦弭盗于末流之善术也。

　　冗事于一官，而宂官于无事，两失之道也。在京如吏部稽勋司，其职掌漫无可课之功，而文选宂沓，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瞀乱而雠其奸；何如以初选任之文选，而以升迁、调降、起复之补除任之稽勋，则曹务繁简称矣。工部屯田司，亦无实之署也；何不令三岁一稽天下田亩荒垦，有无崩坍淤退，并课有司陂堰圩堤之兴废，而核实地亩增减，以授户部而登耗其税粮。都水则专任黄、漕二渠之通塞。在外则同知、通判、推官，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，而漫无专任，为课最所不及；自好者持禄以待迁，否则法外生事以扰民，而事集于知府之一人，求暇以课农桑、亲学校而不可得；何似明任以诘戎、捕盗、督粮、问刑之职，如汉分曹之制，受成于知府，而各给印信，得上达于监司，俾知府一意教养，则前代行春、劝农、宾贤、钦射之典可复也。

　　官自有体，国家授之以体，则为吏者有所矜式以养其品行，民亦受其福矣。相沿非九卿堂上官，及法司属官差审刑狱，五城四门巡视官，不置刑杖。若内阁翰林等清署，虽傔从有犯，亦送兵马司杖治，所以优君子于清简和平，而刑亦不滥。不然，在京文武吏且盈千，辇毂之下血溅肉飞矣。以在外言之，凡为吏者即置刑具。如捕盗理刑官，固其职掌。若分司守巡及府州县佐贰首领，用此何为？以快其怒，张其威，甚则胁民而取其货耳。若布政司府州县正印官，不得无刑人之事，律既有笞杖定制，或稍使得用讯杖竹篦，以警欺窳可尔。若夹踝拶指，乃不得已而用以诘盗，今牧民者以施于民，是长吏者民之鸷鸟猛兽，而刑具者其爪牙也。失父母师保之尊亲，而为狱吏，知自好者亦应耻为之。相习不愧，因而不仁，岂自知其辱人贱行耶！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于司牧者之堂也！仓巡驿泊，师师相仿，民其余几！乃至教职亦挟杖以行，廉耻荡然矣。自应急为厘正；讯盗之械，唯捕盗官得用之；理刑官得用讯杖；正印官得用小薄竹篦，以惩不恪。若正犯笞杖，即与如法的决。奸欺大蠹，即本署役从，亦大则送理刑官，小则发巡捕首领讯治。斯以矜重长吏，全其君子之体，而以宽斯民之束湿者，即在乎此。若征收役粮，除奸欺里甲付理刑官追比问罪外，则自有劝戒乐输之道在。若以天子之尊，遣数千鹰犬威制匹夫匹妇，而索升斗铢累之得，不但羞当世之士，而亦重辱朝廷矣。

　　尹京之难，古今所同，故两汉多用严酷之吏以处之。然京尹，牧民之长，乃天下郡守之师表，而以毛鸷为尚，则是倡四方之舍德而崇刑戮也。顾辇毂之下，土著少而宾旅众，其去乡里而来都下者，类皆其黠者也，非可素施以浙摩之训。则非任张敞、赵广汉、严挺之之流，诚有难治者。故以郊外编甿属京尹之政教，而国门以内属兵马司、巡视御史之纠察，庶两得之道也。乃一城而五之，莫相统摄，窜匿闪烁，百弊所生。兵马司秩卑权轻，动为权贵所掣。巡视御史差以月计，传舍视之。奸不胜诘，而法且穷矣。故其后也，一授法纪于缇帅、厂奄而成乎大乱，风波之狱，毒流善类，皆巡察者之权不壹、任不重有以致之也。缇帅之职，视汉之司隶校尉也，而可使纨袴近幸之狡者任之乎！诚欲以牧民任京尹，而以辑奸任执法，无如以五城内外乡饮、读约、廛税、夫役听京尹，畿县仍腼外府州县。其缉拿探丸、发箧、窥探、贿诈，禁止饮博、猖狂、阑狱、扰市，凡属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，于都察院堂上副佥专任一员总提督之。劾其纵怠，禁其淫刑，官尊威重，法可必伸。移缇帅之权以授廉直刚毅之大臣，养京尹之仁使尽抚字敬敷之大体，斯为经国之良规也乎！

　　常平仓，良法也，而每中圯不行，非但不得其人，亦立法之未尽也。仓米不出于经制，故墨吏可以侵牟，窳吏可容怠弛。若于立法之始，每年夏秋二税内借征本色，田亩起科最轻者如广西、云南、江北等处，每民米壹石借征壹斗五升，其次借征一斗，最重者借征五升如苏松等处。但遇饥荒谷贵之年，即行平价粜卖。坐充输粮入户本年应纳钱粮，若价过五钱以上，即以有余银米赈济。如三年不遇岁饥，将存米一半，于应解漕粮地方支解，照数减征粮户本年漕米。其非水次、无漕运地方，亦支放一半，或发卖，或充官吏俸粮，民皂、铺递、膳夫、斗级等项公食，每石酌价五钱，坐减粮户本年应纳折色。至六年而旧米支尽，新者相仍，假有民米万石之县，以中则准之，恒有六千石之畜矣。其米于高爽塞燥地面，征火米、黄米；卑湿蒸热之乡，每米一斗，征晾过干谷二斗二升；皆于十月十五日输仓为止。支放之日，数有亏欠，经收官不论在任及升调降罢，行提坐赃，追赔问罪。盖有粮之家，类非籴贵坐馁之人，通有余以补不足，但损其息，不损其实。三年而无歉岁，则亦适如其应输之数，而通济均平之道得矣。坐抵起解钱粮，则有司无所施其侵渔。若湿漏雀鼠之坏腐折耗，典守者固无所逃其责。不此之图，而丰年发官本以收籴，则有抑勒强买之害，挪移狼藉之弊。至于罚谷存仓，则只以启墨吏肉攫折金入橐之门，而五刑收赎之外有之外有无涯之峻罚，徒为民蠹，无粒粟之实惠也。

　　黄籍户口之外，有司别有烟民册，此政之颠倒而但可一笑者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此穰穰者何人，而徒以勤耕苦获，供国家之租赋者谓之户口也！且如人丁绢，唐之庸调也。桑丝绢，口元按户课桑之加征也。户口盐钞者，原以国初盐课每引止输边粟四斗，盐价贱，民食其利，故稍派令出钞以助正课也。丝绢之税不专于农民，通城市村坊逐末技作之民均输之。既宅不毛者不免里布之遗意，而食盐之利，计其多寡，则逐末技作者必多，而农民恒有经旬淡食着，固宜分派烟民也无疑。但宅其地，不论客户、土著、佃耕、自种、工商、游食，一令稍有输将，以供王民之职，乃名不登于天府，无一丝文钱之奉公，而重困农民，代为堕输，尚得为有君统理，有吏分治之天下乎！即烟民而为户口，三载而考去留登降之数，何所不宜，而执数百年已朽之鬼录，索非法之财耶！

　　朱子言救荒无良策，不如修水利，诚牧民之要言也。然仅为东南可潴可堰者言尔，江、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，更无水利可修。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亲之，朝廷都水所掌，非不具立条贯，无人奉行，则亦听民之有雨则弛，无雨则争，非画一可久必行之道也。周礼荒政，多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，此最为通变之善术。盖年虽凶荒，病在民而国未尝遽瘠也。若河南、山东、淮、泗一带，黄、漕二渠岁不赀，假令灾伤之岁，于九月后度所宜修之堤岸，所当疏浚之支流，即行就灾伤地面，募无食之民，鸠工起事，以所应用钱粮，于相近成熟州县，平价和籴米麦，或截抵价漕粮，给丁夫口食佣直，及采买竹木甓石，俱以见米支价。其在山、陕、北直，则就近相视边墙、堡哨、墩台、壕堑合当修者，即借支漕米，募饥民挑筑，仍扣该镇应支修边银两，解户部仓场堂上官。俟次年成熟，于相近水次地方，买米麦补运。若黄、漕二渠应有河工银两，工部即交割仓场，候熟买补，尤为利便。倘更不足，则临清、德州二仓预备米，正可挪支。唯在丰年，则自非虏冲要紧地面崩坍急须挑筑，及漕河十分淤塞，黄河异常决坏，为患深大，一概不得修理。留待荒岁，民有所仰以全其生，而流散团聚，积为寇盗之源塞矣。若东南既有水利之可修，但在严立课程，专官管辖，则自无大歉。倘水旱太甚，亦可修城，浚壕，治道涂，葺馆驿，缮公廨、学宫，神祠，以合用钱粮，告籴于邻近成熟郡邑，支给工食。大抵北方之旱，千里弥绵，又无野蔌龟蠃之产，故死徙寇盗，倍甚于南方。因地制宜，存乎良有司之实心实政，非朝廷之可为遥处。唯留工作以待荒年，可设为成法。且民有宁死而不受米粥之拯，且吏胥耆约无所雠其奸欺，唯募工之为两得。荒政十二，此为要已。

　　移度支以供滇，黔、粤右，固不容已，然能安其人而渐化之，则虽劳而有造。乃田粮起科极乎无可轻，而州县之虐取更倍于腹里之重赋。郡邑之吏，有坐升而无内转，虽行取而不得清要，有拿问而无重法。弃置之于荣辱不加之地，无所顾恤，而听其为蟊贼，以求远入之绥而移易其犷顽，其可得耶！使悉从乎直省之法，官有箴，事有制，赋役有经，即以粤之财治粤，以黔之财治黔而亦足，而何况于滇！且其名为州县，大小饶瘠，恒不相称。如临桂乃省会首邑，而壤地瘠隘，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，灵川县界去之十余里，何不可并为一县！其它蕞尔箐峒之中，不能当一乡保者，亦强立州县，如修仁、荔浦、荔波、永从，独山等，皆设城隍、学校官吏以牵其民，而使日暮涂远之人以朘削之者，又不可胜纪。苗、獞非庸愞之守令可制，但不生事以激之，则可以渐而引之向方。若八闽全土，在汉为东冶一县而已，东晋以还，日革故俗，今遂为庶富文明之鉅省。简以治之，易从而可亲，何事此纷纭建置哉！如以郡县少不能成一省会，则兼两广为一布政司，而建司治于苍梧，分贵州入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布政司，使习腹裹之政教，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心，则此日之粤右、滇、黔，不可如他日之闽、浙乎！倘以苗夷窃发，必须弹制，自可于贵阳、柳州设督制镇巡，开军府如甘肃、郧、赣、偏沅，亦何用此无政无刑之藩、臬为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