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程氏遗书

　　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，所以行之者一。一则诚也。止是诚实此三者，三者之外，更别无诚。
　　孟子才高，学之无可依据。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，有用力处。明「若季氏则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闲待之。」季氏强臣，君待之之礼极隆，然非所以待孔子。季、孟之闲，则待之之礼为至矣。然复曰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」，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，特以不用而去。
　　谈经论道则有之，少有及治体者。「如有用我者」，正心以正身，正身以正家，正家以正朝廷百官，至于天下，此其序也。其闲则又系用之浅深，临时裁酌而应之，难执一意。
　　天地之道，常垂象以示人，故曰「贞观」；日月常明而不息，故曰「贞明」。
　　学者不必远求，近取诸身，只明人理，敬而已矣，便是约处。易之干卦言圣人之事，坤卦言贤人之学，惟言「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」。至于圣人，亦止如是，更无别途。穿凿系累，自非道理。故有道有理，天人一也，更不分别。浩然之气，乃吾气也，养而不害，则塞乎天地；一为私心所蔽，则欿然而馁，却甚小也。「思无邪」，「无不敬」，只此二句，循而行之，安得有差？有差者，皆由不敬不正也。明
　　良能良知，皆无所由，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。
　　德性谓天赋天资，才之美者也。
　　凡立言欲涵蓄意思，不使知德者厌，无德者惑。
　　且省外事，但明乎善，惟进诚心，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。所守不约，泛滥无功。明
　　学者须学文，知道者进德而已。有德则「不习无不利」，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」，盖先得是道矣。学文之功，学得一事是一事，二事是二事，触类至于百千，至于穷尽，亦只是学，不是德。有德者不如是。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，不可为学者言。如心得之，则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」。譬如学者，若未得者，须心手相须而学；茍得矣，下笔便能书，不必积学。
　　有有德之言，有造道之言，有述事之言。有德者，止言己分事。造道之言，如颜子言孔子，孟子言尧、舜。止是造道之深，所见如是。
　　所见所期，不可不远且大，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。志大心劳，力小任重，恐终败事。
　　某接人多矣，不杂者三人：张子厚、邵尧夫、司马君实。
　　圣不可知，谓圣之至妙，人所不能测。
　　立宗非朝廷之所禁，但患人自不能行之。
　　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，恐未安，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。道体物不遗，不应有方所。
　　教人未见意趣，必不乐学。欲且教之歌舞，如古诗三百篇，皆古人作之。如关雎之类，正家之始，故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日使人闻之。此等诗，其言简奥，今人未易晓。别欲作诗，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，令朝夕歌之，似当有助。
　　「致知在格物」。格，至也，穷理而至于物，则物理尽。
　　今之学者，惟有义理以养其心。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，文章物釆以养其目，声音以养其耳，舞蹈以养其血脉，皆所未备。
　　孟子之于道，若温淳渊懿，未有如颜子者，于圣人几矣，后世谓之亚圣，容有取焉。如「盍各言尔志」，子路、颜子、孔子皆一意，但有小大之差，皆与物共者也。颜子不自私己，故无伐善；知同于人，故无施劳。若圣人，则如天地，如「老者安之」之类。孟字疑误。
　　大学「在明明德」，先明此道；「在新民」者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；「在止于至善」者，见知所止。
　　得而后动，与虑而后动异。得在己，如自使手举物，无不从。虑则未在己，如手中持物以取物，知其不利。
　　圣人于文章，不讲而学。盖讲者有可否之疑，须问辨而后明。学者有所不知，问而知之，则可否自决，不待讲论。如孔子之盛德，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，故问于郯子、老子，既知则遂行而已，更不须讲。
　　正叔言：「不当以体会为非心，以体会为非心，故有心小性大之说。圣人之神，与天一有地字。为一，安得有二？至于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莫不在此。此心即与天地无异，不可小了佗，不可一作若或。将心滞在知识上，故反以心为小。」时本注云：「横渠云：『心御见闻，不弘于性。』」
　　鼓舞万物，不与圣人同忧，此天与人异处。圣人有不能为天之所为处。
　　行礼不可全泥古，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。如今人面貌，自与古人不同。若全用古物，亦不相称。虽圣人作，须有损益。
　　交神明之意，当在事生之后，则可以尽孝爱而得其飨。全用古事，恐神不享。
　　订顽之言，极纯无杂，秦、汉以来学者所未到。
　　君与夫人当异庙，故自无配。明
　　禘，王者之大祭；祫，诸侯之大祭。明
　　伯淳言：「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，乃学之要。」
　　嫂叔无服，先王之权。后圣有作，虽复制服可矣。师不立服，不可立也，当以情之厚薄，事之大小处之。如颜闵于孔子，虽斩衰三年可也，其成己之功，与君父并。其次各有浅深，称其情而已。下至曲艺，莫不有师，岂可一概制服？
　　子厚以礼教学者，最善，使学者先有所据守。
　　斟酌去取古今，恐未易言，须尺度权衡在胸中无疑，乃可处之无差。
　　学礼者考文，必求先王之意，得意乃可以沿革。
　　凡学之杂者，终只是未有所止，内不自足也。譬之一物，悬在空中，苟无所倚着，则不之东则之西，故须着摸佗别道理，只为自家不内足也。譬之家藏良金，不索外求，贫者见人说金，须借他底看。
　　朋友讲习，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。
　　昨日之会，大率谈禅，使人情思不乐，归而怅恨者久之。此说天下已成风，其何能救！古亦有释氏，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，其害至小。今日之风，便先言性命道德，先驱了知者，才愈高明，则陷溺愈深。在某，则才卑德薄，无可奈何佗。然据今日次第，便有数孟子，亦无如之何。只看孟子时，杨、墨之害能有甚？况之今日，殊不足言。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。清谈盛而晋室衰。然清谈为害，却只是闲言谈，又岂若今日之害道？今虽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。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，则既不可回。今初本无今p字。只有望于诸君尔。直须置而不论，更休曰且待尝试。若尝试，则已化而自为之矣。要之，决无取。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。其术，初本作佛学。大概且是绝伦类，初本卷末注云：「『昨日之会，大率谈禅』章内，一本云云，上下皆同，版本已定，不可增益，今附于此。异时有别锓版者，则当以此为正。」今从之。世上不容有此理。又其言待要出世，出那里去？又其迹须要出家，然则家者，不过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，处此等事，皆以为寄寓，故其为忠孝仁义者，皆以为不得已尔。又要得脱世网，至愚迷者也。毕竟学之者，不过至似佛。佛者一黠胡尔，佗本是个自私独善，枯槁山林，自适而已。若只如是，亦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。又却要周遍，谓既得本，则不患不周遍。要之，决无此理。一本此下云：「然为其学者，诘之，理虽有屈时，又却乱说，卒不可凭，考之。」今日所患者，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，其力有以自立，故不可回。若只中人以下，自不至此，亦有甚执持？今彼言世网者，只为些秉彝又殄灭不得，故当忠考仁义之际，皆处于不得已，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杀得尽，然后以为至道也。然而毕竟消杀不得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，既有此气，则须有此识；所见者色，所闻者声，所食者味。人之有喜怒哀乐者，亦其性之自然，今强曰必尽绝，为得天真，是所谓丧天真也。持国之为此学者三十年矣，其所得者，尽说得知有这道理，然至于「反身而诚」，却竟无得处。佗有一个觉之理，可以「敬以直内」矣，然无「义以方外」。其直内者，要之其本亦不是。譬之赞易，前后贯穿，都说得是有此道理，然须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」一再有德行字。处，是所谓自得也。谈禅者虽说得，盖未之有得。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，然又须道得本则可以周遍。
　　有问：「若使天下尽为佛，可乎？」其徒言：「为其道则可，其迹则不可。」伯淳言：「若尽为佛，则是无伦类，天下却都没人去（里）〔理〕〔一〕；然自亦以天下国家为不足治，要逃世网，其说至于不可穷处，佗又有一个鬼神为说。」
　　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」据今日，合人道废则是。今尚不废者，犹只是有那些秉彝，卒殄灭不得。以此思之，天壤闲可谓孤立，其将谁告耶？
　　今日卓然不为此学者，惟范景仁与君实尔，然其所执理，有出于禅学之下者。一日做身主不得，为人驱过去里。
　　君实尝患思虑纷乱，有时中夜而作，达旦不寐，可谓良自苦。人都〔二〕来多少血气？若此，则几何而不摧残以尽也。其后告人曰：「近得一术，常以中为念。」则又是为中所乱。中又何形？如何念得佗？只是于名言之中，拣得一个好字。与其为中所乱，却不如与一串数珠。及与佗数珠，佗又不受。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，不如数珠之愈也。夜以安身，睡则合眼，不知苦苦思量个甚，只是不与心为主，三更常有人唤习〔三〕也。诸本无此八字。学者于释氏之说，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，不尔，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。颜渊问为邦，孔子既告之以五帝、三王之事，而复戒以「放郑声，远佞人」，曰「郑声淫，佞人殆」。彼佞人者，是佗一边佞耳，然而于己则危，只是能使人移，故危也。至于禹之言曰：「何畏乎巧言令色？」巧言令色直消言畏，只是须着如此戒慎，犹恐不免。释氏之学，更不消言，常戒到自家自信后，便不能乱得。
　　以书传道，与口相传，煞不相干。相见而言，因事发明，则并意思一时传了；书虽言多，其实不尽。
　　观秦中气艳衰，边事所困，累岁不稔。昨来馈边丧亡，今日事未可知，大有可忧者；以至士人相继沦丧，为足妆点关中者，则遂化去。吁！可怪也。凡言王气者，实有此理。生一物须有此气，不论美恶，须有许大气艳，故生是人。至如阙里，有许多气艳，故此道之流，以至今日。昔横渠说出此道理，至此几乎衰矣。只介父一个，气艳大小大。
　　伯淳尝与子厚在兴国寺曾讲论终日，而曰：「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。」
　　与叔所问，今日宜不在有疑。今尚差池者，盖为昔亦有杂学。故今日疑所进有相似处，则遂疑养气为有助。便休信此说。盖为前日思虑纷扰，今要虚静，故以为有助。前日思虑纷扰，又非义理，又非事故，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。惩此以为病，故要得虚静。其极，欲得如槁木死灰，又却不是。盖人活物也，又安得为槁木死灰？既活，则须有动作，须有思虑。必欲为槁木死灰，除是死也。忠信所以进德者何也？闲邪则诚自存，诚存斯为忠信也。如何是闲邪？非礼而勿视听言动，邪斯闲矣。以此言之，又几时要身如枯木，心如死灰？又如绝四后，毕竟如何，又几时须如枯木死灰？敬以直内，则须君则是君，臣则是臣，凡事如此，大小大直截也。
　　有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。曰：「敬则只是敬，敬字上更添不得。譬之敬父矣，又岂须得道更将敬兄助之？又如今端坐附火，是敬于向火矣，又岂须道更将敬于水以助之？犹之有人曾到东京，又曾到西京，又曾到长安，若一处上心来，则他处不容参然在心，心里着两件物不得。」
　　饮酒不可使醉，不及乱者，不独不可乱志，只血气亦不可使乱，但使浃洽而已可也。
　　邢和叔后来亦染禅学，其为人明辩有才，后更晓练世事，其于学，亦日月至焉者也。尹子曰：「明辩有才而复染禅学，何所不为也？」
　　伯淳自谓：只得佗人待做恶人，敬而远之。尝有一朝士久不见，谓伯淳曰：「以伯淳如此聪明，因何许多时终不肯回头来？」伯淳答以「盖恐回头后错也」。
　　巽之凡相见须窒碍，盖有先定之意。和叔一作与叔。据理却合滞碍，而不然者，只是佗至诚便相信心直笃信。
　　理则须穷，性则须尽，命则不可言穷与尽，只是至于命也。横渠昔尝譬命是源，穷理与尽性如穿渠引源。然则渠与源是两物，后来此议必改来。
　　今语道，则须待要寂灭湛静，形便如槁木，心便如死灰。岂有直做墙壁木石而谓之道？所贵乎「智周天地万物而不遗」，又几时要如死灰？所贵乎「动容周旋中礼」，又几时要如槁木？论心术，无如孟子，也只谓「必有事焉」。一本有而勿正心字。今既如槁木死灰，则却于何处有事？
　　君实之能忠孝诚实，只是天资，学则元不知学。尧夫之坦夷，无思虑纷扰之患，亦只是天资自美尔，皆非学之功也。
　　持国尝论克己复礼，以谓克却不是道。伯淳言：「克便是克之道。」持国又言：「道则不须克。」伯淳言：「道则不消克，却不是持国事。在圣人，则无事可克；今日持国，须克得己便然后复礼。」
　　游酢、杨时是学得灵利高才也。杨时于新学极精，今日一有所问，能尽知其短而持之。介父之学，大抵支离。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，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。
　　有问：诗三百，非一人之作，难以一法推之。伯淳曰：「不然。三百，三千中所择，不特合于雅、颂之音，亦是择其合于教化者取之。篇中亦有次第浅深者，亦有元无次序者。」
　　新政之改，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，成就今日之事，涂炭天下，亦须两分其罪可也。当时天下，岌岌乎殆哉！介父欲去数矣。其时介父直以数事上前卜去就，若青苗之议不行，则决其去。伯淳于上前，与孙莘老同得上意，要了当此事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，要得人担当了，而介父之意尚亦无必。伯淳尝言：「管仲犹能言『出令当如流水，以顺人心』。今参政须要做不顺人心事，何故？」介父之意只恐始为人所沮，其后行不得。伯淳却道：「但做顺人心事，人谁不愿从也？」介父道：「此则感贤诚意。」却为天祺其日于中书大悖，缘是介父大怒，遂以死力争于上前，上为之一以听用，从此党分矣。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，遂坐贬。而伯淳遂待罪，既而除以京西提刑，伯淳复求对，遂见上。上言：「有甚文字？」伯淳云：「今咫尺天颜，尚不能少回天意，文字更复何用？」欲去，而上问者数四。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轻用兵为言，朝廷群臣无能任陛下事者。以今日之患观之，犹是自家不善从容。至如青苗，且放过，又且何妨？伯淳当言职，苦不曾使文字，大纲只是于上前说了，其它些小文字，只是备礼而已。大抵自仁祖朝优容谏臣，当言职者，必以诋讦而去为贤，习以成风，惟恐人言不称职以去，为落便宜。昨来诸君，盖未免此。苟如是为，则是为己，尚有私意在，却不在朝廷，不干事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