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诗正义

《毛诗正义》　汉　郑玄疏　唐　孔颖达

　序　

　　夫《诗》者，论功颂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训，虽无为而自发，乃有益於生灵。六情静於中，百物荡於外，情缘物动，物感情迁。若政遇醇和，则欢娱被於朝野，时当惨黩，亦怨剌形於咏歌。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，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。发诸情性，谐於律吕，故曰“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莫近於《诗》”。此乃《诗》之为用，其利大矣。
　　若夫哀乐之起，冥於自然，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，鸾凤有歌舞之容。然则《诗》理之先，同夫开辟，《诗》迹所用，随运而移。上皇道质，故讽谕之情寡。中古政繁，亦讴歌之理切。唐、虞乃见其初，牺、轩莫测其始。於后时经五代，篇有三千，成、康没而颂声寝，陈灵兴而变风息。先君宣父，釐正遗文，缉其精华，褫其烦重，上从周始，下暨鲁僖，四百年閒，六诗备矣。卜商阐其业，雅颂与金石同和；秦正燎其书，简牍与烟尘共尽。汉氏之初，《诗》分为四：申公腾芳於鄢郢，毛氏光价於河閒，贯长卿传之於前，郑康成笺之於后。晋、宋、二萧之世，其道大行；齐、魏两河之閒，兹风不坠。
　　其近代为义疏者，有全缓、何胤、舒瑗、刘轨思、刘丑、刘焯、刘炫等。然焯、炫并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幹於一时，骋绝辔於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无双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。今奉敕删定，故据以为本。然焯、炫等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，同其所异，异其所同，或应略而反详，或宜详而更略，准其绳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会同，时有颠踬。今则削其所烦，增其所简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爱憎。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、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，辨详得失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、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，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，凡为四十卷，庶以对扬圣范，垂训幼蒙，故序其所见，载之於卷首云尔。
　　
　
　　◎诗谱序
　
　　诗之兴也，谅不於上皇之世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上皇谓伏牺，三皇之最先者，故谓之上皇。郑知于时信无诗者，上皇之时，举代淳朴，田渔而食，与物未殊。居上者设言而莫违，在下者群居而不乱，未有礼义之教，刑罚之威，为善则莫知其善，为恶则莫知其恶，其心既无所感，其志有何可言，故知尔时未有诗咏。
　
　　大庭、轩辕逮於高辛，其时有亡载籍，亦蔑云焉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郑注《中候·敕省图》，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三代为三皇，以轩辕、少昊、高阳、高辛、陶唐、有虞六代为五帝。德合北辰者皆称皇，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，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。大庭，神农之别号。大庭、轩辕疑其有诗者，大庭以还，渐有乐器，乐器之音，逐人为辞，则是为诗之渐，故疑有之也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“土鼓、蕢桴、苇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注云：“伊耆氏，古天子号。”《礼运》云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蕢桴而土鼓。”注云：“中古未有釜甑。”而中古谓神农时也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“伊耆氏始为蜡。”蜡者，为田报祭。案《易·系辞》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，则田起神农矣。二者相推，则伊耆、神农并与大庭为一。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黄帝有《云门》之乐，至周尚有《云门》，明其音声和集。既能和集，必不空弦，弦之所歌，即是诗也。但事不经见，故总为疑辞。案《古史考》云“伏牺作瑟”，《明堂位》云“女娲之笙簧”，则伏牺、女娲已有乐矣。郑既信伏牺无诗，又不疑女娲有诗，而以大庭为首者，原夫乐之所起，发於人之性情，性情之生，斯乃自然而有，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，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，岂由有诗而乃成乐，乐作而必由诗？然则上古之时，徒有讴歌吟呼，纵令土鼓、苇籥，必无文字雅颂之声。故伏牺作瑟，女娲笙簧，及蕢桴、土鼓，必不因诗咏。如此则时虽有乐，容或无诗。郑疑大庭有诗者，正据后世渐文，故疑有尔，未必以土鼓、苇籥遂为有诗。若然，《诗序》云“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。声成文谓之音”，是由诗乃为乐者。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，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。郑说既疑大庭有诗，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。而《六艺论·论诗》云：“诗者，弦歌讽谕之声也。自书契之兴，朴略尚质，面称不为谄，目谏不为谤，君臣之接如朋友然，在於恳诚而已。斯道稍衰，奸伪以生，上下相犯。及其制礼，尊君卑臣，君道刚严，臣道柔顺，於是箴谏者希，情志不通，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。”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，制礼之后始有诗者，《艺论》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，故以制礼为限。此言有诗之渐，述情歌咏，未有箴谏，故疑大庭以还。由主意有异，故所称不同。礼之初与天地并矣，而《艺论·论礼》云“礼其初起，盖与诗同时”，亦谓今时所用之礼，不言礼起之初也。
　
　　《虞书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然则《诗》之道放於此乎！
　　[疏]正义曰：《虞书》者，《舜典》也。郑不见《古文尚书》，伏生以《舜典》合於《尧典》，故郑注在《尧典》之末。彼注云：“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长也，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声之曲折，又长言而为之。声中律乃为和。”彼《舜典》命乐，已道歌诗，经典言诗，无先此者，故言《诗》之道也。“放於此乎”，犹言適於此也。“放於此乎”，隐二年《公羊传》文。言放於此者，谓今诵美讥过之诗，其道始於此，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。《益稷》称舜云：“工以纳言，时而飏之，格则乘之庸之，否则威之。”彼说舜诫群臣，使之用诗。是用诗规谏，舜时已然。大舜之圣，任贤使能，目谏面称，似无所忌。而云“情志不通，始作诗”者，《六艺论》云情志不通者，据今诗而论，故云“以诵其美而讥其过”。其唐虞之诗，非由情志不通，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，且为滥觞之渐，与今诗不一，故《皋陶谟》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，即是诗也。《虞书》所言，虽是舜之命夔，而舜承於尧，明尧已用诗矣，故《六艺论》云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，亦指《尧典》之文。谓之造初，谓造今诗之初，非讴歌之初。讴歌之初，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。然讴歌自当久远，其名曰诗，未知何代。虽於舜世始见诗名，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。名为诗者，《内则》说负子之礼云“诗负之”，注云：“诗之言承也。”《春秋说题辞》云：“在事为诗，未发为谋，恬澹为心，思虑为志。诗之为言，志也。”《诗纬·含神务》云：“诗者，持也。”然则诗有三训，承也、志也、持也。作者承君政之善恶，述己志而作诗，为诗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队，故一名而三训也。
　
　　有夏承之，篇章泯弃，靡有孑遗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夏承虞后，必有诗矣。但篇章绝灭，无有孑然而得遗馀。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。有《商颂》而无夏颂，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。
　
　　迩及商王，不风不雅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汤以诸侯行化，卒为天子。《商颂》成汤“命於下国，封建厥福”，明其政教渐兴，亦有风、雅。商、周相接，年月未多，今无商风、雅，唯有其颂，是周世弃而不录，故云“近及商王，不风不雅”，言有而不取之。
　
　　何者？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，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，各於其党，则为法者彰显，为戒者著明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、雅之意。风、雅之诗，止有论功颂德、剌过讥失之二事耳。党谓族亲。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，周人自录周之风、雅，则法足彰显，戒足著明，不假复录先代之风、雅也。颂则前代至美之诗，敬先代，故录之。○
　
　　周自后稷播种百穀，黎民阻饥，兹时乃粒，自传於此名也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自此下至“诗之正经”，说周有正诗之由。言后稷种百穀之时，众人皆厄於饥，此时乃得粒食。后稷有此大功，称闻不朽，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。《尧典》说舜命后稷云：“帝曰：‘弃，黎民阻饥，汝后稷，播时百穀。’”《皋陶谟》称禹曰：予“暨稷播，奏庶艰食、鲜食，烝民乃粒”。是其文也。
　
　　陶唐之末，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，以明民共财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公刘者，后稷之曾孙，当夏时为诸侯。以后稷当唐之时，故继唐言之也。中叶，谓中世。后稷至於大王，公刘居其中。《商颂》云“昔在中叶”，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。《祭法》云“黄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。明民，谓使衣服有章。共财，谓使之同有财用。公刘在豳教民，使上下有章，财用不乏，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。
　
　　至於大王、王季，克堪顾天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《尚书·多方》，说天以纣恶，更求人主之意，云：“天惟求尔多方，大动以威，开厥顾天。惟尔多方，罔堪顾之。惟我周王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”注云：顾由视念也。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，动天下之心，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。众国无堪为之，惟我周能堪之。彼言文王、武王能顾天耳。大王、王季为天所祐，已有王迹，是能顾天也。
　
　　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绪，以集大命於厥身，遂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《泰誓》说武王伐纣，众咸曰孜孜无怠，天将有立父母，民之有政有居。言民得圣人为父母，必将有明政，有安居。文、武道同，故并言之。
　
　　其时《诗》，风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雅有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属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总言文、武之诗皆述文、武之政，未必皆文、武时作也，故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之等，检其文，皆成王时作。
　
　　及成王，周公致大平，制礼作乐，而有颂声兴焉，盛之至也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时当成王，功由周公，故《谱》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。制礼作乐，大平无为，故与大平连言。颂声之兴，不皆在制礼之后也。故《春官·乐师职》云：“及彻，帅学士而歌彻。”玄谓彻者，歌《雍》也。是颂诗之作，有在制礼前者也。
　
　　本之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解周诗并录风、雅之意。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风，是王化之基本，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之雅，初兴之政教。今有颂之成功，由彼风、雅而就，据成功之颂，本而原之，其颂乃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以道衰乃作者，名之为“变”，此诗谓之为“正”。此等正诗，昔武王采得之后，乃成王即政之初，於时国史自定其篇，属之大师，以为常乐，非孔子有去取也。《仪礼·乡饮酒》“工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”，“笙入奏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”，“閒歌《鱼丽》，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鱼》，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台》，笙《由仪》，合乐《周南·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”。《燕礼》用乐与《乡饮酒》文同，唯《采蘋》越《草虫》之篇，其馀在於今《诗》，悉皆次比。又《左传》及《国语》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，晋人为之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又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，亦各取三篇，风、雅异奏，明其先自次比，非孔子定之，故《谱》於此不言孔子。其变风、变雅皆孔子所定，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。《春官·大师职》郑司农注云：“古而自有风、雅、颂之名，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，时孔子尚幼，未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曰‘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’，曰：‘是其《卫风》乎’。又为之歌小雅、大雅，又为之歌颂。《论语》曰：‘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’时礼乐自诸侯出，颇有谬乱不正者，孔子正之耳。”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，以为风、雅先定，非孔子为之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，服虔注云：“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，距此六十一岁。当时雅、颂未定，而云为之歌小雅、大雅、颂者，传家据已定录之。”此说非也。六诗之目，见於《周礼》，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？《仪礼》歌《召南》三篇，越《草虫》而取《采蘋》，盖《采蘋》旧在《草虫》之前。孔子以后，简札始倒，或者《草虫》有忧心之言，故不用为常乐耳。
　
　　后王稍更陵迟，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。夷身失礼之后，邶不尊贤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自此以下，至“刺怨相寻”，解变风、变雅之作时节。变风之作，齐、卫为先。齐哀公当懿王，卫顷公当夷王，故先言此也。庄四年《公羊传》曰：“齐哀公亨乎周，纪侯谮之。”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。郑知懿王者，以《齐世家》云“周亨哀公，而立其弟靖，为胡公。”当夷王之时，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”。言夷王之时，山杀胡公，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。受谮亨人，是衰闇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，《书传》不言孝王有大罪恶。《周本纪》云：“懿王立，王室遂衰，诗人作刺。”是周衰自懿王始，明懿王受谮矣。《本纪》言诗人作刺，得不以懿王之时《鸡鸣》之诗作乎？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。《卫世家》云：“贞伯卒，子顷侯立。顷侯厚赂周夷王，夷王命为卫侯。”是卫顷公当夷王时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“觐礼，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。”下堂而见诸侯，天子之失礼也，由夷王以下，是夷王身失礼也。《柏舟》言“仁而不遇”，是邶不尊贤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