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诗正义

　
　　自是而下，厉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勃尔俱作。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正义曰：大率变风之作，多在夷、厉之后，故云“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”。《击鼓序》云“怨州吁”，怨亦剌之类，故连言之。五霸之末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？恶者谁罚？纪纲绝矣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。“五霸”之字，或作“五伯”。成二年《左传》云：“五伯之霸也。”《中候》“霸免”，注云：“霸犹把也，把天子之事也。”然则言伯者，长也，谓与诸侯为长也。五伯者，三代之末，王政衰微，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，与诸侯为长，三代共有五人。服虔云：“五伯，谓夏伯昆吾，商伯大彭、豕韦，周伯齐桓、晋文也。”知者，《郑语》云：“祝融之后，昆吾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韦为商伯矣。”《论语》云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。”昭九年传云：“文之伯也。”是五者为霸之文也。此言五霸之末，正谓周代之霸齐桓、晋文之后，明其不在夏、殷之霸也。齐、晋最居其末，故言五霸之末耳。僖元年《公羊传》云：“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”是齐桓、晋文能赏善罚恶也。其后无复霸君，不能赏罚，是天下之纲纪绝矣。纵使作诗，终是无益，故贤者不复作诗，由其王泽竭故也。《王制》云：“千里之外，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”是方伯谓州牧也。周之州长自名为牧，以其长於一方，故《公羊》称为方伯。言无天子，无方伯，谓无贤明耳。
　
　　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，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，谓之变风、变雅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懿王时诗，《齐风》是也。夷王时诗，《邶风》是也。陈灵公，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。变风齐、邶为先，陈最在后，变雅则处其閒，故郑举其终始也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古者诗本三千馀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。”是《诗》三百者，孔子定之。如《史记》之言，则孔子之前，诗篇多矣。案《书传》所引之诗，见在者多，亡逸者少，则孔子所录，不容十分去九。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，未可信也。据今者及亡诗六篇，凡有三百一十一篇，皆子夏为之作序，明是孔子旧定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云“三百五篇”者，阙其亡者，以见在为数也。《乐纬·动声仪》《诗纬·含神务》《尚书·璿玑钤》皆云“三百五篇”者，汉世毛学不行，三家不见《诗序》，不知六篇亡失，谓其唯有三百五篇。谶纬皆汉世所作，故言三百五耳。此言“讫於陈灵”，则在鲁僖之后。《艺论》云：“孔子录周衰之歌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，自文王创基，至於鲁僖四百年间，凡取三百五篇，合为国风、雅、颂。”唯言“至於鲁僖”者，据《诗》之首君为文也。陈灵公非陈诗之首，曹昭公以僖七年卒，即位在僖之前，故举鲁僖以为言也。《艺论》云“文王创基，至於鲁僖”，则《商颂》不在数矣。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，《商颂》则篇数先定，论录则独举周代，数篇则兼取商诗，而云“合为国风、雅、颂”者，以商诗亦周歌所用，故得称之。孔子刊定，则应先后依次，而《郑风·清人》是文公诗，处昭公之上；《卫风·伯兮》是宣公之诗，在惠公之下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诗本无文字，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，录者直录，存义而已。”然则孔子之后，始颠倒杂乱耳。
　
　　以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，弘福如彼；若违而弗用，则被劫杀，大祸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於是止矣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言孔子录《诗》，唯取三百之意。“弘福如彼”，谓如文、武、成王，世脩其德，致太平也。“大祸如此”，谓如厉、幽、陈灵，恶加於民，被放弑也。“违而不用”，谓不用《诗》义，则“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”是用《诗》义也。互言之也。用《诗》则吉，不用则凶。“吉凶之所由”，谓由《诗》也。《诗》之规谏，皆防萌杜渐，用《诗》则乐，不用则忧，是为“忧娱之萌渐”也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，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，庶今之明君良臣，欲崇德致治，克稽古於先代，视成败於行事。又疾时博士之说《诗》，既不精其研核，又不睹其终始，讲於乡党无昭晳，陈於朝廷不焕炳，故将述其国土之分，列其人之先后。
　
　　夷、厉已上，岁数不明。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，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谱》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“自此已下，论作《谱》之意。《本纪》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，是“岁数不明”。《周本纪》云：“厉王三十四年，王益严。又三年，王出奔于彘。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共和。”《十二诸侯年表》起自共和元年，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，齐武公之十年，晋靖侯之十八年，秦仲之四年，宋釐公之十八年，卫僖侯之十四年，陈幽公之十四年，蔡武公之二十四年，曹夷伯之二十四年，郑则于时未封，是“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”也。又案《本纪》“共和十四年，厉王死於彘。宣王即位，四十六年崩。子幽王立，十一年为犬戎所杀。子平王立，四十九年，当鲁隐公元年。”计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，春秋之时，年岁分明，故云“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谱》”。郑於三《礼》、《论语》为之作序，此《谱》亦是序类，避子夏序名，以其列诸侯世及《诗》之次，故名“谱”也。《易》有《序卦》，《书》有孔子作《序》，故郑避之，谓之为“赞”。赞，明也，明己为注之意。此《诗》不谓之“赞”，而谓之“谱”，谱者，普也，注序世数，事得周普，故《史记》谓之“谱牒”是也。
　
　　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，则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则傍行而观之，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举一纲而万目张，解一卷而众篇明，於力则鲜，於思则寡，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。
　　[疏]正义曰：此又总言为《谱》之理也。著魏有俭啬之俗，唐有杀礼之风，齐有太公之化，卫有康叔之烈。述其土地之宜，显其始封之主，省其上下，知其众源所出，识其清浊也。属其美剌之诗，各当其君君之化，傍观其诗，知其风化得失，识其芳臭，皆以喻善恶耳。哀十四年《公羊传》说孔子“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以俟后圣，以君子之为，亦有乐乎此”，郑取彼意也。
　
　　周南召南谱周、召者，《禹贡》雍州岐山之阳地名。○正义曰：《禹贡·雍州》云“荆岐既旅”，是岐属雍州也。《绵》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，《閟宫》言大王居岐之阳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。《孟子》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则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内之别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於丰。《周书》称王季宅程，《皇矣》说文王既伐密须，“度其鲜原，居岐之阳”，不出百里。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周地之小别也。○今属右扶风美阳县，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。○正义曰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右扶风郡有美阳县，《禹贡》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谧云：“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阳。”案《志》扶风自别有杜阳县，而岐山在美阳，不在杜阳。郑於《禹贡》注云“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”，则作“杜”者误也。《皇矣》称“居岐之阳，在渭之将”，是其处险阻也。《绵》云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”，是地肥美也。
　　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难，自豳始迁焉，而脩德建王业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为西伯。至纣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。○正义曰：以帝乙，纣之父，准其年世，与王季同时。《旱麓》说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“瑟彼玉瓒，黄流在中”，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。《尚书》谓文王为西伯，当是继父之业，故知王季亦为西伯。殷之州长曰伯，谓为雍州伯也。《周礼》“八命作牧”，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。如《旱麓》传云：“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。”《孔丛》云：“羊容问於子思曰：‘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谓之二伯。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，大王、王季皆为诸侯，奚得为西伯乎？’子思曰：‘吾闻诸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时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瓒秬鬯之赐，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。此诸侯为伯，犹周、召分陕。’”皇甫谧亦云：“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，始受圭瓒秬鬯。”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。郑不见《孔丛》之书，《旱麓》之笺不言九命，则以王季为州伯也。文王亦为州伯，故《西伯戡黎》注云：文王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荆，“在西，故曰西伯”。文王之德优於王季，文王尚为州伯，明王季亦为州伯也。《楚辞·天问》曰：“伯昌号衰，秉鞭作牧。”王逸注云：“伯谓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纣号令既衰，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。”《天问》，屈原所作，去圣未远，谓文王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从毛说。言“至纣，又命文王”者，既已继父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也。知者，以《汉广序》云“美化行乎江、汉之域”《汝坟序》云“汝坟之国，妇人能闵其君子”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诗犹美江、汉、汝坟，明是江、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纣之命，其化无由及之，明纣命之矣。江、汉之域即梁、荆二州，故《尚书》注云“南兼梁、荆”。其后化广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纣命也。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。○正义曰：既引《论语》三分有二，故据《禹贡》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归文王，其馀冀、青、兖属纣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为三分有其二也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夏时之制，於周则《夏官·职方氏》辨九州之域，有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，校之於《禹贡》，无徐、梁，有幽、并，故《地理志》云“周监二代而损益之，改《禹贡》徐、梁二州合之於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为幽、并”，是其事也。《尔雅·释地》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荆、扬、兖、徐、幽、营。孙炎曰：“此盖殷制。《禹贡》有梁、青无幽、营，《周礼》有幽、并无徐、营。”然则此说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远指禹世者，孙炎以《尔雅》之文与《禹贡》不同，於《周礼》又异，故疑为殷制耳，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。《地理志》云“殷因於夏，无所变改”，班固不以《尔雅》为世法。又《周礼》冀、幽、并，於《禹贡》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无一，故从岐而横分之。据《禹贡》正经之文，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，准《禹贡》之境，论施化之处，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。《序》言化自北而南，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於土中近北故也。
　　文王受命，作邑於丰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职之国。○正义曰：“文王受命，作邑於丰”，《文王有声》之文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京兆鄠县，丰水出其东南。”皇甫谧云：“丰在京兆鄠县东，丰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此。”案《皇矣》篇云文王既伐密须，徙於鲜原，从鲜原徙丰。而谧云自程，非也。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，文王既迁於丰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。言分采地，当是中半，不知孰为东西。或以为东谓之周，西谓之召，事无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，以《泰誓》之篇，伐纣时事，已言周公曰。《乐记》说《大武》之乐，象伐纣之事，云“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而召公右”，明知周、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丰，则岐邦自为都邑，不得分以赐人，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。且二《南》，文王之诗，而分系二公，若文王不赐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诗系之？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诗系二公，明感二公之化，故知使“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”也。言“先公”者，大王、王季贤人，文王承其业，文王自有圣化，不必要用先公，但子当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以先公为辞耳。犹自兼行圣化，故有圣人之风。此独言“施先公之教”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《召南》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后。於此言之者，明诗系二公之意也。言“己所职”者，指谓六州之人服从於己者。○武王伐纣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，以观民风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，故独录之，属之大师，分而国之。○正义曰：宣十二年《左传》引《时迈》之诗云：“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颂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”《时迈序》云“巡守”，则武王巡守矣。《王制》说巡守之礼，曰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俗”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《南》之诗也。《谱》云“天子纳变雅，诸侯纳变风，其礼同”，则文王亦采诗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诸侯之纳变风，直欲观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别贤圣之异风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犹为诸侯，王业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据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风，独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，故独取其诗，付属之於大师之官，使分而国之，为二国之风。以大师掌六诗之歌，达声乐之本，故知属之使分系也。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。○正义曰：文王将建王业，以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贤之行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与己圣化，使二公杂而施之。又六州之民，志性不等，或得圣人之化，或得贤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咏有等级。大师晓达声乐，妙识本源，分别所感，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师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“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，故系之召公”。以圣人宜为天子，贤人宜作诸侯，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，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。以周公圣人，故以圣人之风系之，以召公贤人，故以贤人之风系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风义，一圣一贤，事尤相类，故系之二公。既分系二公，以优劣为次，先圣后贤，故先周后召也。不直称“周”、“召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欲见行化之地。且作诗之处，若不言“南”，无以见斯义也。且直言“周”、“召”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国并皆云“南”，见所化之处，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。此诗既继二公，即二公为其诗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则各从其国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无美周公，或时不作，或录不得也。乃弃其馀，谓此为风之正经。○正义曰：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弃其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