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公羊传注疏

　　○问曰：《左氏》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，十二年告老，遂作《春秋》，至十四年经成，不审《公羊》之义，孔子早晚作《春秋》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公羊》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，得端门之命，乃作《春秋》，至九月而止笔，《春秋说》具有其文。
　　○问曰：若《公羊》之义，以获麟之后乃作《春秋》，何故“大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纟累绁，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余罪也”，“夫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《兵法》”，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”，故自黄帝始作其文也。案《家语》孔子厄於陈、蔡之时，当哀公六年，何言十四年乃作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孔子厄陈、蔡之时，始有作《春秋》之意，未正作其正作犹在获麟之后也。故《家语》云：“晋文之有霸心，起于曹、卫越王句践之有霸心，起于会稽。”夫陈、蔡之间，丘之幸也，庸知非激愤厉志，始於是乎者？是其有意矣。
　　○问曰：若《左氏》以为夫子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，至十二年告老，见周礼尽在鲁，鲁史法最备，故依鲁史记修之以为《春秋》。《公羊》之意，据何文作《春秋》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案闵因叙云：“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，九月经立。《感精符》、《考异邮》、《说题辞》具有其文。”以此言之，夫子脩《春秋》，祖述尧、舜，下包文、武，又为大汉用之训世，不应专据鲁史，堪为王者之法也，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。周史而言宝书者，宝者，保也，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，故云宝书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若然，《公羊》之义，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《春秋》，今经止有五十馀国，通戎夷宿潞之属，仅有六十，何言百二十国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其初求也，实得百二十国史，但有极美可以训世，有极恶何以戒俗者，取之；若不可为法者，皆弃而不录，是故止得六十国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若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《春秋》，何故《春秋说》云“据周史立新经”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闵因叙云：“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。”以此言之，周为天子，虽诸侯史记，亦得名为周史矣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六艺论》云：“六艺者，图所生也。”然则《春秋》者，即是六艺也，而言依百二十国史以为《春秋》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元本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者，正欲垂范於世也。王者遂依图书以行其事，史官录其行事以为《春秋》，夫子就史所录，刊而脩之，云出图书，岂相妨夺也？
　　○问曰：案《三统历》云：“春为阳中，万物以生；秋为阴中，万物以成，故名《春秋》。”贾、服依此以解《春秋》之义，不审何氏何名《春秋》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公羊何氏与贾、服不异，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。而《春秋说》云“始於春，终於秋，故曰《春秋》”者，道春为生物之始，而秋为成物之终，故云始於春，终於秋，故曰《春秋》也。而旧云《春秋说》云“哀十四年春，西狩获麟，作《春秋》，九月书成。以其书作秋成，故云《春秋》也”者，非也，何者？案庄七年经云“星霣如雨”，传云：“‘不脩春秋’曰‘雨星，不及地尺而复’。君子脩之曰：‘星霣如雨’”。何氏云：“‘不脩春秋’，谓史记也。古者谓史记为‘春秋’。”以此言之，则孔子未脩之时已名《春秋》，何言孔子脩之春作秋成，乃名《春秋》乎？
　　○问曰：《春秋》据史书而为之，史有左右，据何史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六艺论》云：“《春秋》者，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，左史所记为《春秋》，右史所记为《尚书》。”是以《玉藻》云：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”郑注云：“其书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其存者。”记文先言左史，郑注先言《春秋》，明以左史为《春秋》矣。云云之说，《左氏》首已成解，不能重载。夫子所以作《春秋》者，《解疑论》云：“圣人不空生，受命而制作，所以生斯民，觉后生也。西狩获麟，知天命去周，赤帝方起，麟为周亡之异，汉兴之瑞，故孔子曰‘我欲托诸空言，不如载诸行事’。又闻端门之命，有制作之状，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，脩为《春秋》，故《孟子》云：‘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’故《史记》云：‘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’故有国者，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；为人臣者，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；为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；为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。”以此言之，则孔子见时衰政失，恐文、武道绝，又见麟获，刘氏方兴，故顺天命，以制《春秋》以授之。必知孔子制《春秋》以授汉者。案《春秋说》云：“伏羲作八卦，丘合而演其文，渎而出其神，作《春秋》以改乱制。”又云：“丘揽史记，援引古图，推集天变，为汉帝制法，陈叙图录。”又云：“丘水精治法，为赤制功。”又云：“黑龙生为赤，必告云象使知命。”又云：“经十有四年春，西狩获麟，赤受命，仓失权，周灭火起，薪采得麟。”以此数文言之，《春秋》为汉制明矣。
　　○问：案庄七年“星霣如雨”，传云“‘不脩春秋’曰‘雨星，不及地尺而复’，君子脩之曰‘星霣如雨’”；又昭十二年“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”，传云“伯于阳者何？公子阳生也。子曰：‘我乃知之矣。’在侧者曰：‘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’曰：‘如尔所不知何？《春秋》之信史也，其序则齐桓、晋文，其会则主会者为之，其词则丘有罪焉尔’”，何故孔子脩《春秋》，有改之者何？可改而不改者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其不改者，勿欲令人妄亿措其改者，所以为后法故或改或不改示此二义。
　　○间曰：《公羊》以鲁隐公为受命王，黜周为二王后。案《长义》云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，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，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，是非正名而言顺也。如此，何以笑子路率尔？何以为忠信？何以为事上？何以诲人？何以为法？何以全身？如此若为通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孝经》说云：“孔子曰：‘《春秋》属商，《孝经》属参。’然则其微似之语独传子夏，子夏传与公羊氏，五世乃至汉胡毋生、董仲舒，推演其文，然后世人乃闻此言矣。”孔子卒后三百岁，何不全身之有？又《春秋》藉位於鲁，以讬王义，隐公之爵不进称王，周王之号不退为公，何以为不正名？何以为不顺言乎？又奉天命而制作，何以谦让之有？
　　○问曰：《春秋说》云：“孔子欲作《春秋》，卜得阳豫之卦。”宋氏云：“夏、殷之卦名也。”孔子何故不用《周易》占之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盖孔子见西狩获麟，知周将亡，又见天命有改制作之意，故用夏、殷之《易》矣。或言卜则是龟之辞也，不从宋氏之说。若然，应言阳豫之兆，何言卦乎？盖龟蓍通名，故言卜矣。
　　○问曰：何氏注《春秋》，始乎隐公，则天之数，不审孔子何以正于获麟止笔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案哀十四年传云“《春秋》何以始乎隐”，注云“据得麟乃作”；“祖之所逮闻也”，注云“托记高祖以来，事可及问闻知者，犹曰‘我但记先人所闻，辟制作之害’”；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，何以终乎哀十四年”，彼注云“据哀公未终也”；曰“备矣”彼注云“人道浃，王道备，必止於麟者，欲见拨乱功成於麟，犹尧、舜之隆，凤皇来仪，故麟於周为异，《春秋》记以为瑞，明大平以瑞应为效也。绝笔於春，不书下三时者，起木绝火王，制作道备，当授汉也”是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既言始於隐公则天之数，复言三世，故发隐公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若论象天数，则取十二；缘情制服宜为三世，故礼为父三年，为祖期，为高祖、曾祖齐衰三月。据哀录隐，兼及昭、定，已与父时事，为所见之世；文、宣、成襄、王父时事，谓之所闻之世也；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，曾祖、高祖时事，谓之所传闻之世也。制治乱之法，书大夫之卒，文有详略，故日月备于隐，如是，有罪之见录，不日卒于得臣，明有过以见罪；益师不日，著恩远之辞。
　　○问曰：郑氏云：“九者，阳数之极”，九九八十一，是人命终矣，故《孝经援神契》云“《春秋》三世，以九九八十一为限”。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，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，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，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，见人命参差，不可一齐之义。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，即为所见之世。颜、郑之说，实亦有途，而何氏见何文句，要以昭、定、哀为所见之世，文、宣、成、襄为所闻之世，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为所传闻之世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颜氏以为襄公二十三年“邾娄鼻我来奔”，传云“邾娄无大夫，此何以书？以近书也”，又昭公二十七年“邾娄快来奔”，传云：“邾娄无大夫，此何以书？以近书也”，二文不异，同宜一世，若分两属，理似不便。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，从生以后，理不得谓之所闻也。颜氏之意，尽於此矣。何氏所以不从之者，以为凡言见者，目睹其事，心识其理，乃可以为见，孔子始生，未能识别，宁得谓之所见乎？故《春秋说》云“文、宣、成、襄所闻之世不分疏”，二十一年巳后明为一世矣。邾娄快、邾娄鼻我虽同有以近书之传，一自是治近升平书，一自是治近大平书，虽不相干涉，而漫指此文乎？郑氏虽依《孝经》说文取襄十二年之后为所见之世尔时孔子未生焉。得谓之所见乎？故不从之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孝经说》文实有九九八十一为限之言，《公羊》信纬，可得不从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援神契》者，自是《孝经纬》横说义之言，更作一理，非是正解《春秋》之物，故何氏自依《春秋说》为正解明矣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左氏》出自丘明，便题云《左氏》；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出自卜商，何故不题曰“卜氏传”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左氏传》者，丘明亲自执笔为之，以说经意，其后学者题曰《左氏》矣。且《公羊》者，子夏口授公羊高，高五世相授，至汉景帝时，公羊寿共弟子胡毌生乃著竹帛，胡毌生题亲师，故曰《公羊》，不说卜氏矣。《穀梁》者，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，故曰《穀梁》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春秋说》云“《春秋》设三科九旨”，其义如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何氏之意，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，若总言之，谓之三科，科者，段也；若析而言之，谓之九旨，旨者，意也。言三个科段之内，有此九种之意。故何氏作《文谥例》云“三科九旨者，新周故宋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”，此一科三旨也；又云“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”，所传闻异辞”，二科六旨也；又“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”，是三科九旨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案宋氏之注《春秋说》：“三科者，一曰张三世，二曰存三统，三曰异外内，是三科也。九旨者，一曰时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王，五曰天王，六曰天子，七曰讥，八曰贬，九曰绝。时与日月，详略之旨也；王与天王天子，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；讥与贬绝，则轻重之旨也。”如是，三科九旨，聊不相干，何故然乎？
　　○答曰：《春秋》之内，具斯二种理，故宋氏又有此说，贤者择之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文谥例》云：“此《春秋》五始、三科、九旨、七等、六辅、二类之义，以矫枉拨乱，为受命品道之端，正德之纪也。”然则三科九旨之义，已蒙前说，未审五始、六辅、二类、七等之义如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案《文谥例》下文云：五始者，元年、春、王、正月、公即位是也。七等者，州、国、氏、人、名、字、子是也。六辅者，公辅天子，卿辅公，大夫辅卿，士辅大夫，京师辅君，诸夏辅京师是也。二类者，人事与灾异是也。
　　○问曰：《春秋说》云：“《春秋》书有七缺。”七缺之义如何？
　　○答曰：七缺者，惠公妃匹不正，隐、桓之祸生，是为夫之道缺也；文姜淫而害夫，为妇之道缺也；大夫无罪而致戮，为君之道缺也；臣而害上，为臣之道缺也；僖五年“晋侯杀其世子申生”，襄二十六年“宋公杀其世子痤”，残虐枉杀其子，是为父之道缺也；文元年“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”，襄三十年“蔡世子般弑其君固”，是为子之道缺也；桓八年“正月，已卯，蒸”，桓十四年八月“乙亥，尝”，僖三十一年“夏，四月，四卜郊不从，乃免牲，犹三望”，郊祀不脩，周公之礼缺，是为七缺也矣。

　　何休学
　　○学者，言为此经之学，即注述之意。
　　元年春王正月
　　○正月，音征，又音政，后放此。
　　[疏]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”。
　　○解云：若《左氏》之义，不问天子诸侯，皆得称元年。若《公羊》之义，唯天子乃得称元年，诸侯不得称元年。此鲁隐公，诸侯也，而得称元年者，《春秋》托王於鲁，以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故得称元年矣。

　　元年者何？诸据疑，问所不知，故曰者何。
　　[疏]“元年者何”。
　　○解云：凡诸侯不得称元年，今隐公爵犹自称侯，而反称元年，故执不知问。
　　○注“诸据”至“者何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