禹贡锥指略例

禹贡锥指略例清胡渭

　　一
　　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馆阁之英，山林之彦，咸给笔札以从事。己巳冬，公请假归里，上许之，且令以书局自随。公于是僦舍洞庭，肆志搜讨。湖山闲旷，风景宜人。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、常熟黄仪子鸿、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，以渭之固陋，相去什伯。公亦命繙阅图史，参订异同。二三素心，晨夕群处，所谓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者。受益弘多，不可胜道。渭因悟《禹贡》一书，先儒所错解者，今犹可得而是正；其以为旧迹湮没，无从考究者，今犹得补其罅漏。而牵率应酬，未遑排纂。岁甲戌，家居，婴子春之疾，偃息在床，一切人事谢绝，因取向所手记者，循环展玩，撮其机要，依经立解，章别句从，历三期乃成，厘为二十卷，名曰《禹贡锥指》。案《庄子·秋水》云“用管闚天，用锥指地”，言所见者小也。禹身历九州，目营四海，地平天成、府修事和之烈，具载于此篇。彼方跐黄泉而登太皇，始于玄冥，反于大通，而吾乃规规然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辩，是亦井蛙之见也。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锥指者，禹贡为地理之书，其义较切故也。
　　经下集解，亚经一字。首列《孔传》、《孔疏》，次宋、元、明诸家之说。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，“三江”一条，足称秘宝。司马贞注《夏本纪》、颜师古注《地理志》，其说与颖达相似，故不多取。《蔡传》较劣，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《禹贡》山水如龙门、太行、九江、彭蠡等说，亦不能善会其意，而有所发明，况其他乎。采撷寥寥，备数而已。至若语涉《禹贡》而实非经解，如《通典》之类，亦或节取一二句。虽系经解，却不成章，并以己意融贯，缀于其末，用“渭按”二字别之。
　　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，又亚一字。二孔、蔡氏并立于学官，入人已深，其中有差谬者，既不采入。集解于此仍举其辞，而为之驳正。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，亦必细加剖析，使瑕瑜不相掩。至于《地志》、《水经》，覼缕本末，附以夹注，其文似繁，其旨似缓，而实有裨于经术，所以使人优柔厌饫，将自得之，千蹊万径，总归一辙也。是书出，幸而不为覆瓿之物，异时必有厌其委曲繁重，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资俭腹者，首尾衡决，不精不详，此则与科举之业，帖括之编，亦复无异，真吾书之不幸也已。
　　卫栎斋湜撰《礼记集说》，其自叙曰：“人之著书，唯恐其言不出于己。吾之著书，唯恐其言不出于人。”此语可为天下法。庄子有重言，非必果出其人，亦假之以增重，况真出其人者乎。近世纂述，或将前人所言，改头换面，私为己有，掠美贪功，伤谦害义，予深耻之。故每立一义，必系以书名，标其姓字，而以己说附于后。死者可作，吾无愧焉。
　　先儒专释《禹贡》者，有易祓《禹贡疆理广记》、程大昌《禹贡论》、傅寅《禹贡集解》。《广记》今不传，仅见于它书所引，昆山片玉，弥觉贵重。程氏锐志稽古，而纰缪实多。傅氏缀辑旧闻，附以新意，颇有发明，惜多散逸。近世乡先生茅公瑞征著《禹贡汇疏》，捃拾最博，但总杂无纪，断制尚少。然三书之淹雅，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。郑端简晓、焦文端竑并有《禹贡解》，颇为疏略。其释全经者，有苏轼、曾[日攵]、叶梦得、张九成、林之奇、夏僎、薛季宣、黄度、吕祖谦、王炎、吴澄、金履祥、王充耘、王樵、邵宝诸家，于《禹贡》尤为精核，发前人所未发，故称引特多。其余弃短录长，即有一二语之善者，概不敢遗。
　　诸家书解及《河渠书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沟洫志》、《水经注》之外，凡古今载籍之言，无论经史子集，苟有当于《禹贡》，必备录之。千金之裘，非一狐所成；五侯之鲭，非一脔可办。愚旁搜远绍，于经不无小补云。
　　《山海经》、《越绝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尚书中候》、《河图括地象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所言禹治水之事，多涉怪诞。今说《禹贡》，窃附太史公不敢言之义，一切摈落，勿污圣经。
　　国朝名公著述，如宛平孙侍郎承泽《九州山水考》、新城王尚书士禛《蜀道驿程记》、崑山顾处士炎武《日知录》、吴江朱处士鹤龄《禹贡长笺》，凡有裨于经义者，悉为采入。同事顾景范、黄子鸿、阎百诗，则余所觌面讲习者。景范著《方舆纪要川渎异同》，子鸿有《志馆初稿》，皆史学之渊薮，可以陵古轹今。唯百诗与余锐意通《禹贡》，故《锥指》称引较多。景范、子鸿后先下世，郢人之逝，恫乎有余悲焉。百诗撰《四书释地》，今已版行，脍炙人口，四方诸君子谅有同心，知余不阿所好。
　　《山海经》十三篇，刘歆以为出于唐、虞之际。《列子》曰：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王充《论衡》曰：禹主治水，益主记异物，以所闻见作《山海经》。审尔，则是书与《禹贡》相为经纬矣，然其间可疑者甚多。颜之推曰：《山海经》禹、益所记，而有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，后人所羼，非本文也。尤袤曰：此先秦之书，非禹及伯翳所作。二说允当。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，即所纪之山川，方乡里至虽存，却不知在何郡县，远近虚实，无从测验，何可据以说经。唯“澧、沅、潇、湘在九江之间”一语，大有造于《禹贡》，余即有可采，与他地记无异。或后人取以附益，亦未可知，欲证《禹贡》，舍《班志》其何以哉。
　　释《禹贡》者，莫先于汉孔安国之《书传》。安国，武帝时人，孔颖达所谓“身为博士具见图籍”者也。今观其注《禹贡》山水地名，并不言在何郡县，间有系郡县者，如太原，今以为郡名，震泽、吴南太湖名，洛水出上洛山，太岳在上党西，沇水在温西北平地，桐柏在南阳之东，能耳在宜阳之西，敷浅原在豫章界，亦皆颟顸鹘突，不甚分明。其他无注者尚多，岂汉初图籍不如班固所见之备邪！至若菏泽在定陶，而云在湖陵；伊水出卢氏，而云出陆浑；涧水出新安，而云出渑池；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，而云淮水经陪尾；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，而云衡山江所经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当如是乎！又若谷城为瀍水所出，魏始省谷城入河南县，而《传》云瀍出河南北山；金城郡乃昭帝置，而《传》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；孟津在河阳之孟地，东汉始移其名于河南，而《传》云在洛北。明非西汉人手笔。《朱子语录》谓安国《尚书大序》不类西汉文字，解经最乱，道是《孔丛子》一辈人所假托，良有以也。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，过矣。
　　《汉书·地理志》郡县下举山水之名，凡言《禹贡》者三十有五：如夏阳之梁山、龙门山，褱德之北条荆山，美阳之岐山，新安之涧水，上雒之洛水，濩泽之析城山，垣县之王屋山及沇水与荥阳地中轶出之水，北屈之壶口山，谷城之瀍水，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临沮之南条荆山，定陶之菏泽、陶丘，钜鹿之大陆，灵寿之卫水，上曲阳之恒山、恒水，莱芜之汶水，蒙阴之蒙山，箕县之潍水，祝其之羽山，彭泽之彭蠡泽，郫县之江沱，青衣之蒙山，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，首阳之鸟鼠同穴山及渭水，临洮之西倾山，冀县之朱圉山，泾阳之泾水，睢阳之孟猪泽，湘南之衡山，此真《禹贡》之山水，绝无可疑者也。它如氐道之养山非嶓冢之所导，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，湖陵之菏水非东至之菏泽，信都之绛水非北过之降水，安丰之大别非江、汉之所会，蜀郡之桓水非西倾之所因，而皆系之以《禹贡》，此盖沿袭旧闻，不可尽信者也。亦有实《禹贡》之山水，而不系之以禹贡者，如华阴之太华山，鄠县之沣水，上雒之熊耳山，蒲反之雷首山，彘县之霍太山，即太岳。长子之浊漳水，即衡漳。屯留之绛水，即降水。野王之太行山，华容、西陵、编县之云梦泽，钜野之大野泽，邺县之故大河，即禹厮河二渠之一。博县之岱山，盖县之沂水，莱芜之淄水，毗陵之北江水，即三江。充县之澧水，河关西南羌中之积石山及河水，删丹之弱水，直路之沮水，卞县之泗水，成平之徒骇，东光之胡苏，鬲县之鬲津，即许商所举九河之三。皆禹贡之山水也，而独不系之《禹贡》，此又义例参差、贻惑后人者也。其东武阳之漯水，虽不言《禹贡》，而云“禹治漯水，东北至千乘入海”，则亦是《禹贡》之漯矣。骊成之揭石山冠之以“大”，纍县有揭石水而不言山，宜乎不系《禹贡》也。凡此类，揆之经旨，准之地望，参之《水经》，验之方志，一取一舍，必有据依，不敢苟同，亦不敢好异。唯期有裨于圣籍，无愧于先儒云尔。
　　《地理志》于《禹贡》之山水称古文者十一：扶风汧县吴山，古文以为汧山；武功太壹山，古文以为终南；垂山，古文以为惇物；颍川[宗/山]高太室山，古文以为外方山；江夏竟陵章山，古文以为内方山；安陆横尾山，古文以为陪尾山；东海下邳葛峄山，古文以为峄阳；会稽吴县具区泽，古文以为震泽；豫章历陵傅昜山，古文以为敷浅原；武威武威之休屠泽，古文以为猪野泽；张掖居延之居延泽，古文以为流沙。其所谓古文，盖即棘下生安国所说壁中古文之义，传之都尉朝，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者也。唯终南、流沙、陪尾不可从，余皆致确。
　　《地理志》引桑钦者七：上党屯留下云“桑钦言绛水出西南，东入海”；平原高唐下云“桑钦言漯水所出”；泰山莱芜下云“《禹贡》汶水出，西南入泲，桑钦所言”；丹阳陵阳下云“桑钦言淮水出东南，北入大江”；张掖删丹下云“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，西至酒泉合黎”，敦煌效谷下云“本鱼泽障也。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，教力田，以勤效得谷，因立为县名”；今《汉书》本有“师古曰”三字，盖后人所妄加，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。中山北新成下云“桑钦言易水出西北，东入滱”。今按《儒林传》言“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《尚书》”。钦，成帝时人，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，故有取焉。《隋经籍志》有两《水经》：一，三卷郭璞注；一，四十卷郦善长注；皆不著撰人名氏。《旧唐志》始云郭璞作。阎百诗云：璞注《山海经》引《水经》者八，此岂《经》出璞手哉。《新唐志》遂谓汉桑钦作水经，一云郭璞作。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。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、三国时地名，疑非钦作。而愚更有一切证，郦注于《漯水》引桑钦《地理志》，又于《易水》、《浊漳水》并引桑钦，其说与《汉书》无异，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。初无“水经”之名，《水经》不知何人所作，《注》中每举本文，必尊之曰经，使此《经》果出于钦，无直斥其名之理。唐人义疏例称孔君、郑君。或曰钦作于前，郭、郦附益于后，或曰汉后地名乃《注》混于《经》，并非。盖钦所撰名“地理志”，不名“水经”。《水经》创自东汉，而魏、晋人续成之，非一时一手作，故往往有汉后地名，而首尾或不相应，不尽由《经》、《注》混淆也。
　　郦道元博览奇书，掇其菁华，以注《水经》，得从来所未有。唐初名不甚著，逮其中叶，杜佑摭河源、济渎二事以诋之。李吉甫帽有《删水经》十卷，不知取舍如何。是书传习者少，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。宋初犹未散逸，而《崇文总目》云“郦注四十卷，亡其五”，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。南渡后，程大昌撰《禹贡论》，颇举以相证，而终不能得其要领。金蔡正甫撰《补正水经》三卷，元欧阳原功为之序，谓“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”。今其书亦不传。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，以供词章之用，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。孰知为《禹贡》之忠臣，《班志》之畏友哉。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，反复寻味，每水各写为一图，两岸翼带诸小水，无一不具，精细绝伦，余玩之不忍释手，百诗有同嗜焉。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，沾沾自喜曰：“山水有灵，亦当惊知己于千古。”至今读之，勃勃有生气，吾三人表章郦注，不遗余力，亦自谓作者有灵，当惊知己于千古也。
　　班氏所载诸川，第言其所出所入，而中间沿历之地，不可得闻。唯《水经》备著之，出某县向某方，流迳某县某方，至某县合某水，某县入某水，一一明确，间有相去疏阔者，《郦注》又从而补之，其说加密，直可据以绘图。余释九州之文，每水必援《水经》以为证，而于《导水》尤详，更摘取《注》中要语，夹行附提纲之下，亦或有借《注》作提纲者，凡历代史志、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及古今群书之要语，皆荟蕞于其下，目之了了，使学者不出户牖，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，亦一奇也。大抵著书援古，最忌浑殽割裂，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。盖《水经》所叙沿历之地，间有疏阔，道元依《经》注补。今所引必《经》自《经》、《注》自《注》，划然分为二段，则前后不相贯穿，读者反多眩惑，事有变通，不可胶柱。子鸿与余筹之甚悉，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。
　　南人得水皆谓之江，北人得水皆谓之河，因目岷江曰大江、黄河曰大河，此后世土俗之称，非古制也。富顺熊过曰：黄帝正名百物，未尝假借，后世乃通之耳。愚谓禹主名山川，亦未尝假借。江、河自是定名，与淮、济等一例，非他水所得而冒。唯汉水、彭蠡水与江水会，始称三江；沅、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，始称九江。盖皆以岷江为主，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，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。后世汉江、章江、湘江、沅江等称，殊乖经义。九河亦然，徒骇至鬲津，旧有此水道，及禹自大伾引河，北行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，因谓之九河，入海处复合为一，与海潮相迎受，故谓之逆河。河未由此入海，亦不名河也。《水经》篇题概曰某水，绝不相假借，深得《禹贡》之意，予爱之重之。